隨著青島海利豐和成都謝菲聯多位高層因涉嫌操縱比賽而被警方拘押，公安部的足球反賭打假行動正不斷深入和擴大，越來越多的俱樂部、球員、教練和官員被牽入案中；接二連三的案件和大量的丑聞，給了本已聲名狼藉的國內足球業又一次沉重打擊；有人說，執法部門的介入或許會給病入膏肓的足壇帶來一次涅磐重生的機會，但此類集中打擊行動，是否能為建立可持續的干凈比賽體系，則令人懷疑。

　　所謂假球，是那些被期待會努力讓所在球隊贏球，或對輸贏保持中立的人，因受到非正常的反面激勵而作出相反了的努力；反面激勵通常來自對方球隊或下注于對方的賭球者的賄賂，當反面激勵高過贏球快感、成就感、榮譽感和商業利益等正面激勵，而差額又超出事情敗露所帶來的損失風險時，打假球便成了理性選擇。

　　因此，清除假球需要一種機制來確保正面激勵大于反面激勵；集中打擊行動提高了假球的敗露幾率和敗露后的損失額，因而確實能在短期內遏制假球；然而打擊行動代價高昂且難以長期持續，如果潛在的反面激勵在數額上具有壓倒性優勢，依靠周期性的外部打擊不可能建立可自我維持的干凈體系。

　　不幸的是，國內足球業的情況正是如此：各俱樂部的年收入在千萬元級別，而賭球市場的規模則很可能高達百億元級別，相差三個數量級，這樣，對于一場非關鍵比賽，俱樂部的正面激勵總額大概不過幾十萬元，分攤到具體的隊員教練則只有千元級，單一大賭客的下注額便可輕松壓過，何況大賭客之間還可能合謀，那些風險未經軋平的大莊家在一場球上的頭寸可高至數百萬；如果這場比賽又是對方的關鍵比賽，反面激勵更可能加碼。

　　理想情況下，對陣雙方的正面激勵水平是相當的，因而造假所需的賄賂額將超過賄賂者從中得到的收益，這樣賄賂便不會發生；但在賽程后半期，隨著排名逐漸明朗，對陣雙方的激勵不對稱便會大量出現，從而誘發假球；此問題可通過改進賽制和賽程安排來加以緩解，相對于體育界已發展出的許多更合理的賽制，足球界普遍采用的主客場雙循環制顯得過于簡單原始，大有改進空間。

　　然而賭球帶來的反面激勵才是更致命的，從歷史和各國經驗看，只要有足球，賭球的需求便無法遏制；將賭博置于非法地位，并不能阻止賭博的廣泛存在，反而給黑社會創造了巨大財源，地下賭博歷來與性交易、毒品和走私同為黑社會的支柱產業；所以，盡管賭博確實腐蝕了足球業，但禁止賭球卻并非可行的辦法。

　　恰當的做法是在推動足球博彩合法化的同時，引導賭博機制為參賽者提供正確的激勵，這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實際上，足球之所以成為受熱烈追捧的賭博題材，正是因其結果的高度不確定性和不可干預性，這也是一切賭博題材的核心特征；所以，在根本上，維持足球賽事的干凈，是足球界和博彩業的共同利益，若比賽果真完全被操縱，那既吸引不了球迷，也吸引不了賭徒。

　　如果聯賽運營商與博彩公司一樣受益于足球博彩的繁榮，他們將有同樣的動機來建立透明清廉的比賽和投注制度，并通過設計激勵機制來遏制操縱行為；比如，博彩公司可以限制個人單場投注額，或對大額投注進行身份登記和披露，以避免單一投注損益壓過參賽者正面激勵。

　　更好的辦法是，從對比賽一方的押注額中提出固定比例，直接支付給該方俱樂部、球員和教練，也可從對一場比賽的押注額中提出固定比例支付給裁判，這樣，球隊會奮力爭勝以吸引球迷押注于自己，而經常作弊的球隊和裁判就會被賭客所拋棄；一旦正面激勵額被眾多散戶投注抬高，賄賂門檻便會高得令潛在賄賂者望而卻步。

　　只有一個合法且開放的博彩業，才可能獲得足夠的透明度和合約執行保障，來推動這樣的交易創新，而地下賭球有時連結賬都難以保障，更談不上復雜的多邊交易安排；并且，由于合法博彩無須支付高額違約風險溢價，可以用更低的返獎率銷售彩票，從而為支付參賽者提成保留足夠空間，比如，香港六合彩和國內體彩返獎率都只有60%左右，遠低于地下賭球的90%，只須從差額中拿出幾個百分點，便足以打消參賽者和大賭客的作弊念頭。

　　歐洲和香港都已開放足球博彩，NBA運營商總裁大衛·斯特恩最近在一次訪談中也主張賭球合法化，并指出NBA與博彩業之間存在巨大的合作前景；作為博彩的一種形式，足球彩票在我國也已存在多年，但政府壟斷經營阻礙了商業創新，使得更有效的交易安排難以出現，而彩票產品的單一化也無法吸納地下賭球者的多樣需求，合法化和開放，或許才是挽救足球業于水火的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