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足協一二把手一起落馬，國家體育總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宣布，原水上中心主任韋迪接替南勇，擔任新一任中國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兼黨委書記，引起了國人一片歡騰。很多善良的人們都在慶幸，已經跌入底谷的中國足球這下應該算是真正的底谷了，沒地方再跌了，經過這次強勁的抓賭打黑風暴，中國足球應該慢慢地“龍抬頭”了吧？

　　我非常理解人們這樣的良好愿望，自己內心何嘗不是呢？但良好的愿望僅僅只在愿望，如果中國足球現行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不改變，不要說換個新“掌門”，就是換來個“神仙”也不管用，南勇“進去”了，保不住過幾年一個又一個的“北勇”、“西勇”又“進去”了，中國足球仍然難有出頭之日。

　　球越踢越假，足球越來越臭是必然

　　大概是二年前，記者參加一個飯局，席間一位已經退役的國字號球員像講笑話似地給記者講了個真事，說有個賽季本隊全部比賽只有一場不是由領導安排好的，隊員們上場比賽就是走過場，對那場領導沒法“安排”的比賽，賽前領導再三要求我們：“一定要全力以赴，拿下來。”那位球員幾年后仍然可憐巴巴地在飯局上說：“不是我們不想竭盡全力踢好比賽，拿下比賽，真是不知道怎么踢，真的不會踢啊。”

　　這就是中國足球比賽的真實現狀。大部分比賽都事先“安排”好，這種“安排”不外乎幾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球隊相互之間打默契球，根據兩個俱樂部的關系和相互之間的需要，事先商量好了，這種情況在國內比賽的假球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比如你需要保級，需要這關鍵的三分，那么我已經保級成功了，可以給你三分，但明年兩場球的六分你得統統給我；或者是你得給我多少多少真金白銀。曾經有個中超球隊，一段時間內狀態突然急劇下滑，逮誰輸誰，而且輸球過程中教練、球員不正常的情況不斷出現，于是乎，當地媒體義憤填膺，集體炮轟球隊、炮轟教練和球員打假球，要求“抓內奸”。然而，一段時間過后，記者們發現自己都“上當”了，原來這其中幾場球不只是教練球員在打假球，而是比賽勝負早就有領導“安排”好了，教練球員只是“執行不力”，輸得難看了點。

　　第二種情況是某些場次的比賽對本隊十分關鍵，但對方球隊也十分關鍵，球隊間沒辦法“安排”，那就看各隊的“神通”了。所謂的“神通”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看你跟中國足協，尤其是關鍵人物的關系“鐵不鐵”，從而安排“領旨”的比賽裁判、比賽監督，“協助”你順利地拿下想要的比賽。當然，你跟足協官員“鐵”，自然不是沒代價的，國內各個俱樂部都有筆“灰色”支出，那就是給足協官員和裁判“做工作”的，這是國內公開的秘密。以至于著名教練陳亦明公開聲稱：中國足球沒有黑哨，只有官哨。就是這個意思。

　　第三種情況，就是有種情況復雜，對方俱樂部和足協官員裁判都不好“買”，或都“買”了還不知道能不能擺平，那就通過“相當人士”安排，買通對方球隊的教練和球員。在近幾年每個賽季的中超比賽中，總有不同的球隊此起彼伏地在賽后表示本隊有球員場上表現異常，大喊“抓內鬼”，原因就在這里。

　　近年，隨著賭球的出現，假球也就出現了第四種情況，為了自己賭球發財，一些足協官員、俱樂部官員甚至老板，以及教練、球員，通過各種手段控制比賽。

　　試想，國內賽場上的比賽越踢越假，假到要真踢都不會踢的程度，中國足球一輸再輸，那還不正常嗎？

　　球越踢越假，那不是職業化的必然

　　很多人把中國足球目前的病入膏肓歸罪于職業化，國家體育總局似乎也認為這是舉國體制缺失帶來的后果。但記者感覺恰恰相反，這是權力過度集中，集中到對中國足球而言，中國足協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地步，而不用考慮任何其它因素。

　　搞了二十多年體育報道，也關注了中國足球二十多年。翻開已經泛黃的貼報，本人二十年前的一篇作品《“游戲”足球，何日騰飛》觸動了記者的記憶。那是1990年12月在南京五臺山體育場進行的甲B聯賽，當時是賽會制，稿子寫的是天津隊與當時北京部隊的一場比賽，全場比賽兩隊如同“游戲”，寒風中球迷高喊“比賽趕快結束”的狀況，以及大多比賽是默契球、假球的情況。

　　可見，所謂假球、黑哨，絕對不是職業化的產物，而是早在職業化以前就已經泛濫成災了。記得當時有一位中國足協的負責人和一位與裁判相關的足協官員來到那次甲B聯賽的賽場，記者曾經悄悄地問過一位球隊的負責人，你們怎么給這兩位“意思意思”的，那位負責人回答的大意是：給足協領導沒什么，也就是雨花石、云錦等地方特產"意思意思"；而對那位足協負責裁判工作的普通官員，這么球隊領導給記者做了個數錢的手勢，至于給多少“意思”，沒向記者透露。

　　而隨著中國足球職業化的發展，以往的這種“意思意思”，漸漸地變成每個俱樂部一筆巨大的“灰色”開支了。足球的職業化，誕生了一個新的市場，據保守估計，如果算上相關的產業，這個市場的容量應該是數百億人民幣，這個不小的市場也漸漸地為腐敗和“假賭黑”提供了一塊巨大的溫床。但這不是中國足球假賭黑的必然，也不是足球越踢越臭的根源。放眼世界足壇，巴西、阿根延、法國、意大利、英國、西班牙，沒有一個不是足球高度職業化的國家。真正的原因恰恰在于，我們抓住了足球職業化這一世界足壇的大勢，但實行的恰恰是絕對不職業化的“偽職業化”。

　　像國外職業足球高度發達的國家，國家足協只是足球的宏觀管理和協調部門，職業聯賽有獨立的職業公司來操作，至于對足協和俱樂部的監管有專門的部門和司法機關進行。而我們的中國足協，在足球界的權力可

　　以說是大到無法無天的地步，它不僅既是規則制定者，又是賽事組織者，還是賽事監督者，但凡跟足球搭上的事兒，只有中國足協說了算，不管是對的還是錯的。

　　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阿克頓斷言：“絕對的權力必然產生絕對的腐敗”，中國足球的問題就出在這兒。足協領導與足管中心領導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他們可以不經討論、不經投票，就有權力撇開中超公司來做諸如中超聯賽誰來冠名、怎么冠名、是否升降級、是否南北分區、打多久什么時候打；可以不經過教練委員會，甚至不經過足協(中心)集體研究討論就一人決定國家隊誰來當教練、國家隊比賽誰來承辦、在哪兒打等等重大決定，兩塊牌子根據他們的需要翻來翻去，出事是正常的，不出事是不正常的。

　　足球要踢好，真正職業化是出路

　　說中國足球墮落到如今地步，都是因為丟掉了舉國體制的法寶，是實行職業化惹禍的一些人，以國內其它項目為參照，說人家跳水、乒乓、羽毛球、射擊等就是在舉國體制下奪得了一個又一個世界冠軍、奧運會冠軍。

　　但是，足球不是乒乓球，不是羽毛球，也不是跳水，不是游泳，抓十幾，二十個，最多一二百精英，天天集訓，搞好了，拿金牌就可以了。足球不是幾百人的積塔，需要是幾十萬，幾百萬，數千萬的基礎，這個基礎的發展又和聯賽的良性發展，俱樂部的梯隊建設，整個青少年足球的培養等等有關。

　　原浙江省體育局局長、著名反黑先鋒陳培德直言不諱地說過，我們的奧運會金牌其實大多數價格很低，因為我們在奧運會上拿金牌的項目，大多數是人家不怎么搞的，是我們專業選手戰勝人家的業余選手取得的。

　　而像足球、籃球、排球等集體項目，隨著國外職業化程度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職業球員參加到世界大賽和奧運會上來，我們在世界大賽和奧運會上的成績都在不斷地下滑，這其中不僅是足球，也包括籃球和排球等項目。

　　而中國足球1992年開始實行職業化改革的背景是，當時的國家體委制定了奧運戰略，簡單一句話叫做縮短戰線、突出重點。重點是什么？在奧運會上獲得獎牌。縮短戰線，就是把類似三大球的集體項目。在這個條件下，在全國性地出現了三大球被刪減、被砍掉的局面。其中足球人數最多，金牌特別難拿，成本最高，大有被體育部門掃地出門的危險。

　　而在此背景下進行的中國足球職業化之初，各地企業的參與，球迷的參與，媒體的參與，使中國足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發展。那時記者的家就在五臺山體育場旁邊，當時的江蘇邁特隊只是個甲B球隊，但每逢比賽日，晚上七點半的比賽，下午四五點場館四周的喇叭聲、鑼鼓聲就搞得在家休息的人沒法休息了，警察也在這個時候就開始在四周上班值勤了，而比賽過程中場場爆滿的球迷更是熱血沸騰。如果按當時的態勢發展下去，中國足球絕對不會是今天這樣的局面。

　　然而，我們的體育管理部門、足球管理部門，一方面在奧運金牌的壓力下無力搞好職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的足球項目，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棄職業化進程中所帶來的一切權力和利益，完全違背職業足球的發展規律和需要，一切以自我為中心設計政策、管理足球。從而讓我們的足球不僅踢走了觀眾，更踢走了成績，還踢出了一大堆違法犯罪的東西來。

　　從這點出發，目前的足球抓賭打黑風暴來得正是時候，它可以蕩除目前中國足壇的種種污泥濁水。然后，如果不改變中國足球現在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風暴過后，土壤不變，中國足球必將產生新的污泥濁水，一個南勇進去了，后面必將有一個又一個的“北勇”、“西勇”前赴后繼。

　　從王俊生，到閻世鋒，到謝亞龍，再到南勇，我們的足協“掌門”換了一個又一個，卻一個又一個地因為中國足球成績下滑、丑聞不斷而成為球迷泄憤的對象，最后甚至成了階下囚，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中國足球要發展，必須推倒重來，必須徹底改革中國足協集管理者、執行者、監督者于一身的集權制度，回到真正職業化的健康軌道上來，真正按產業發展、市場發展的規則來管理足球，經營足球，監督足球。

　　而在這方面，歐美足球發達國家上百年的成功經驗已經為我們繪制了非常好的藍本。(朱仕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