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灶1

　　權責不清 執法犯法

　　中國足協是中國足球游戲規則的制定者，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這必然導致整個行業的混亂，無法整肅早已猖獗泛濫的假球、黑哨和賭球。這反映在處理“假賭黑”的問題上，作為行業管理者，足協做不到痛下殺手。這既涉及到自身的經濟利益，又涉及到社會影響。

　　“裁判員怎么會處罰自己呢？”北京市足協副主席張衡反問，“假賭黑泛濫與足協紀律委員會有著直接關系。”紀律委員會的任務是執行中超規則，進行相關處罰。此前，紀律委員會由足協人士擔任領導，最近才加入了法律界相關人士。每遇到假球舉報，紀律委員會都會提出舉報要舉證，往往以“證據不足”而收場。張衡認為中國足協的這種行政不作為，姑息縱容了“假賭黑”。他說：“我一個基層干部，都認識到假球的危害。中國足協的歷任領導為什么看不到？問題擺在那里那么長時間，沒人管，有哪個被追究了責任？這樣的教訓不總結，中國足球就沒有出頭之日。”

　　病灶2

　　免疫力低 牽涉面廣

　　意甲有“電話門”、德甲有“黑哨門”、東歐有“賭球門”，假球是世界足壇的毒瘤，普遍存在。而中國足球的假球可以歸結為“民工門”或是“白條門”。俱樂部拖欠球員薪水，“逼迫”球員上梁山，靠打假球、賭球賺錢。球員們不能及時得到薪水，很多時候俱樂部拖欠球員的薪水，長達半年。這成為了個別球員打假球的理由。

　　“白條門”是中超特有現象，俱樂部之所以敢拖欠球員薪水，是因為足協給予了俱樂部一邊倒的球員管理權。球員成了俱樂部財產一部分，如果得不到俱樂部同意，球員們難以在足協規定的18個月內再找到第二家就業的俱樂部。

　　職業聯賽不職業，客觀上造成了由以前俱樂部之間的默契球，而發展為今日個別球員聯合打假球的現象。加上東南亞和歐美賭博集團滲透，令假賭黑之間形成了利益鏈條，牽涉面廣。11月6日的國安慶功會上，羅寧直言不諱地向足協聯賽部主任馬成全說，“如果中國足球的大環境像現在這樣好一些，國安早就奪冠了。”這從另一方面說明，中國足球為何16年中有上百家企業進來后又離開，歸根結底還是行業自身的問題。

　　病灶3

　　法制落后 源頭治賭

　　客觀上看，打擊假賭黑已超出了足協行業管理范疇，應有相關司法部門介入。然而，遺憾的是，我國目前只有一部1995年制定的《體育法》，其中關于打擊假球的只有第7章的第49條和第51條有相關規定，“在競技體育活動中，有賄賂、詐騙、組織賭博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對于“假球”的界定只能“靠行業經驗判斷”。2003年宣判龔建平之前，我國對于體育比賽中的欺詐行為，最高量刑為兩年，對于參與假賭黑的人，面臨的懲罰并不太重。龔建平判了10年有期徒刑后，才出臺了一個司法解釋，賭博罪最高可獲刑10年。

　　事實上，盡管歐洲足球已發展了百年，有著體系完善的嚴刑峻法打擊假球，但由于里面涉及到的巨大利益，假球仍屢禁不絕。廣州足球職業經理人劉孝五呼吁，開放中國足球彩票競猜，與國外賭盤爭市場，以疏代堵，有效引導，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有專家指出，開放足球博彩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

　　張衡則呼吁，“中國足球已病入膏肓，希望這次反賭風暴不要半途而廢，除惡務盡，治標治本，為中國足球撥亂反正，還中國足壇一汪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