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衛平，1952年生。1969年插隊北大荒。中國棋院棋手。

　　北京崇文區東四塊玉南街31號，聶衛平圍棋道場。“你倆誰是白棋？……哦，你是。你覺得白棋形勢好嗎？……不好，對，是不好，那你忙了半天為了什么，為了把形勢搞壞？！”

　　面紅耳赤的孩子對面，是一頭亂發的老聶，大眼鏡兒已經滑到鼻子尖上，邊框擋住了眼睛。忽而有眼光翻過那邊框，“啪”的一下落在你臉上，使人一震。道場的孩子們似乎已經適應了他的麻辣教學，遭批的臉紅不語，圍觀的掩口偷笑，一老眾少之間有熟稔自得的歡快。

　　“好，今天就到這里！”坐在他身邊的小男孩不過六七歲，戴副小眼鏡，老聶揉他的小腦袋，逗他，“我講得對嗎？”不待孩子回答，自己哈哈大笑兩聲。

　　“我的性格啊，太急！不適合教小孩，真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早就開打了！”下了課的老聶更加隨意，他仰倒在沙發上，幾乎滑落下去，眼睛半閉，喃喃自語。

　　在他發胖的已經重達160多斤的身軀上，手依然纖細秀氣，“生活上我是個弱者，什么都不會做，”他開始自己的知青回憶，脫口而出的是，“要是我留在那里不回來，恐怕早就死了。”

　　那些幫我洗衣服的女生

　　1969年9月，17歲的聶衛平去往北大荒，火車開了三天三夜，“我跟誰也沒講話，悶坐到嫩江，再坐車到山河農場。”

　　那時他剛剛一百斤。父母被打倒，圍棋作為“四舊”被取締，常去的北京棋社被查封，啟蒙老師雷溥華先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對于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從小就免修體育課的他來說，農場好比刑場，“那時候就覺得這一去恐怕是回不來了”。

　　他在家大哭了一場，然后上路。即將到來的分別和磨難，是說得出口的理由，說不出口的，是苦楚比甜蜜來得更快的初戀。

　　丫丫，是老聶認識的第一個女孩兒，彼此的好感一見面就萌生了，很快地，一天不見都不行了。然而1969年3月的一天，丫丫忽然失蹤，輾轉打聽，老聶方才知道她已經被家里送到東海艦隊當兵了。

　　16歲的少年為了找到心上人，向父母撒謊，取道山西太原，一路尋到青島，“我們談了很久，我抱怨她走時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她卻不停地跟我講大道理，什么形勢跟以前不一樣了，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像以前那樣無所事事了。聽她這么說，我心里難受，我說我希望你說清楚，你為什么跑到這兒來？我們到底要不要保持聯系？

　　“她沒正面回答，只是說你應該回學校復課鬧革命，別在外面來回晃了。我一聽心就涼了半截，我歷盡艱辛千里迢迢來看她，卻落了個‘在外面來回晃’！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她現在進入了革命者的行列，而我則成了游手好閑的人，感覺完全不對了。我心里的失望、難過、羞愧就甭提了，這是我有生以來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嚴重打擊。”

　　“到農場之后，我給她寫過很多信，”寄一封信需要八分錢郵票，因為農場停發他的工資，八分郵票錢都成問題，他寧可少買一個鏝頭，也要堅持給她寫信，“但她一封都沒有回，后來我也就不寫了。”

　　愛情被封存起來，放在心底最經不起觸碰的角落，青春的夢想和尊嚴也全都打包扔向茫茫荒原。

　　因為不會干活，他是場領導最不待見的人，“沒有辦法啊，是笨啊，別人看我都覺得又可笑又著急。”

　　因為父母是黑幫，政治上的歧視他逃不掉。“指導員叫人的方式我是一輩子都忘不掉的。舌頭打個卷兒，根本不知道在說什么，后來我才聽明白是‘我說！’這兩個字，叫誰都來這么一句，我們是沒有名字的。完全是勞改犯一樣的待遇。”

　　到農場一年之后，因與送水的雞西知青打架，他被銬起來，這個經歷讓他至今心有余悸，“戴手銬啊，這是壞人才有的‘待遇’吧。我一直都認為自己是個好人，雖然有缺點、錯誤，但我不是壞人啊！我在那里還進過學習班，在當時，也都是流氓才能進去的。”

　　就這么一個“看著挺傻、心眼不壞”的人，偏偏得到許多女知青的垂青，“好多女生給我洗衣服。當時哪個女的幫你洗衣服，就說明你們倆不是一般的關系。有個女生來你宿舍送衣服，別人看著也是件自豪的事情呢。”

　　成名之后，他又多次去過那個讓他吃盡苦頭的地方，“一直想去找找這些給我洗衣服的女生，可惜都不知道她們去哪里了。我到現在都搞不清楚她們為什么喜歡我，也許人家都知道我不能干活，愿意幫助弱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