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貌似偶然的中國足球事件，在2008奧運之后又冒將出來，讓人頗有眼花繚亂之感。典型的例子有，足協掌門人謝亞龍成了娛樂符號，另一個例子，是武漢光谷足球俱樂部轟轟烈烈退出中超一事。

　　早在2004年同期，北京國安揚言退出中超，就引發了“中超資本革命”。考慮到武漢退出事件牽涉到足協、體育總局以及資本和地方的多方利益格局，因此不排除事情仍有不斷博弈發展變化的可能。

　　如果此刻大家純粹是抱著好玩、看熱鬧的看客心態，這正是看中國足球笑話的好時候。可事實上中國足球不可能只是簡單的笑話，無論是對中國足協、武漢光谷這樣的機構，還是對置身其中的謝亞龍、李瑋峰等個體，以及對我們愿意為之側目甚至議論的人來說，中國足球，更是一個牽涉各方切實權益的綜合體。對謝亞龍來說，中國足球是仕途，也是未來與聲望；對武漢光谷來說，中國足球是資本增值，也是品牌增值與政治公關；對李瑋峰等人來說，中國足球是飯碗，也是出路或末路；對我等民眾而言，中國足球是消費，也是情感的寄托與社會情緒、壓力減除的出口與閥門。

　　因此謝亞龍與武漢足球的去留以及命運，就是中國足球未來的命運，同時也是熱愛中國足球的民眾公權能否充分實現的命運。簡單說來，謝亞龍風波，是中國政治足球的必然產物，于此大家早就心照不宣。至于武漢退出中超，與2004年喧鬧一時的所謂“中超資本革命”的本質并無二致，都是涉水足球的資本，在權益空間依然狹小的足球領域，試圖為自身謀求更大利益的極端表現。只不過四年前是一個有著所謂“七君子”共同參與的曇花一現的群體滋擾事件，今天只是一次明顯弱勢的個體無異于以卵擊石的挑戰行為。而在中國足球的根本問題，也就是舊有管理體制制約足球本身發展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的今天，比照此前幾年類似風波，大家應當可以判斷出這兩樁有著必然內在聯系的事情的最終結果。

　　眼下舉國都在進行改革開放30年得失的經驗總結。反觀中國足球，自從1992年中國足協在紅山口會議上確立中國足球走職業化道路之后，就再也沒有發生過什么新的根本變化。即使是男足打入世界杯以及中超聯賽的設立，也沒有改變中國足球的發展格局。此番在糟糕的奧運大考之后，激發出了謝亞龍風波與武漢退出風波，正是不肯思變的中國足球滑入窮途末路的又一幅真實鏡照。長此以往，后果之不堪將不言而喻。這不能不引起對中國足球事業發展負有當然責任的管理者的深刻自省與反思。

　　2008后的中國足球該何去何從？是繼續跟從政治講官樣面子，還是跟從資本謀局部私利，抑或順便考慮到足球消費者的利益，也就是追求中國足球產業與市場規模最大化，這個問題并不是第一次擺上中國足球的桌面。對于任何能夠影響與左右中國足球未來的人們來說，只要稍微具備多一點的歷史使命感與責任感，就應當執起必需的理想與信念，研究和學習那些經過我們的理性證明是可行了的足球發展理論、經驗以及方法。尤其是汲取以歐洲幾大頂級聯賽所在國家為代表的成功的西方足球發展經驗，以及東亞近鄰日本與韓國的足球發展經驗，摸索并創立適合轉型期中國的足球發展模式，真正改變今天政治和體制壓倒資本與市場的格局，才是后2008的中國足球發展的根本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