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出放在世界足球范圍內都稱得上驚天丑聞的鬧劇，然而因為其發生在中國足球“腐朽”的現實下，我們卻不得不將其視為一棵救命稻草，拼命從中尋找各種積極意義，甚至有人認為此事可能成為中國足球改革的催化劑，是推翻昏聵無能的中國足協現有體制的導火索。

　　從中可以看到，我們有多么無奈。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逢此中國足球之亂世，管理無能的中國足協頻出重典，期望通過處罰來彌補管理方面的先天不足，而簡單粗暴的最終結果，只能是讓亂者更亂，足協威信日益掃地。這種環境下，與其委曲求全地去爭取撲朔迷離的希望，不如“飛蛾撲火”以博得公眾支持。這也許是武漢退出事件唯一的積極意義了。

　　武漢退出丑聞，有武漢俱樂部和中國足協兩大主角。公眾對武漢方面幾乎一邊倒的支持態度，也顯露出足協這個機構公信力已經下降到最低。中國足球的現狀由上至下盤根錯節，已經被批判得千瘡百孔，武漢的“義舉”，對于在這個特殊時期的中國足球改革，或許能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推動作用。

　　然而，看看其他15家俱樂部的態度吧，他們幾乎一致聲討武漢俱樂部“不負責任”，稱其加速了中國足球惡化速度。他們提到最多的便是“規則”，武漢無意間觸碰了一條中國足球最敏感的神經——多年來，各俱樂部在“規則”下逆來順受，時而獲益時而受損，沒有贏家也沒有輸家。連2004年七家強勢俱樂部聯合倡導的“中超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公眾只能期待一種自上而下的變革，來毀掉中國足協的現有體制。

　　奧運期間“謝亞龍下課”之聲猶在耳畔，在中國足協的基本公信力受到最大懷疑時，挑戰足協，至少可以轉移公眾和媒體的視線，至少可以暫時讓人忽略掉這個俱樂部的經營狀況。這是很多人都有意無意在回避的事實。換句話說，武漢退出未必有想象的那么“偉大”，也有他們自身存在的先天不足的原因。

　　但至少，武漢退出揭露了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舊足球管理體制和管理機構已經完全不堪重負。武漢退出與2004年“中超革命”都發生在10月，四年一個輪回，這次會有一個不同的結局嗎？ (遲鳳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