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30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署名文章說，劉國棟與希丁克有著類似的故事。出國當教練，是一種軟實力輸出的自豪，意味著外國的體育發展蘊含了本國的經驗。帶領外國的隊伍對壘自己國家時，體育競技變成了國家榮譽的象征，那時自處是否是一道難題？若取得勝利，執教國當然會為之欣喜，而自己的國家會更尊敬教練的成功，還是給予民族大義的批判？如何看待體育中的這些問題，其實已無關體育，而是一套牽涉良多的社會價值體系的體現。

　　文章摘錄如下：

　　六月開打的歐洲杯足球錦標賽，我不是個專業球迷或賭球者，已沒有精神熬夜看凌晨兩點多開始的現場比賽。但這次歐洲杯賽事之中的一些花絮，卻有不少超越體育領域，與社會心理、愛國情結等都有所關聯。

　　在前天凌晨半決賽惜敗于西班牙的俄羅斯隊，是在荷蘭神奇教練希丁克的執教下，一路創造奇跡。幾天前，這位荷蘭人執教的隊伍，竟然毫不客氣地把自己祖國的球隊擠出了局，這樣的畫面，還真耐人尋味。

　　這次的歐洲杯，若不從專業球迷的角度看，也是歐洲社會融合、國家認同變得復雜的綜合體現。德國2比0擊敗波蘭，靠的卻是兩個前“波蘭人”，其中獨中雙元的是在波蘭出生的前鋒波多爾斯基。在葡萄牙隊里，有巴西“歸化”來的球員；意大利國家隊里，有原籍阿根廷的球員。在德國長大的球員，如今也成為克羅地亞和土耳其國家隊的主力。土耳其隊中還有一名隊員，一直在倫敦長大，跟貝克漢姆算是同鄉。最典型的莫過于法國隊，一直就是一支多種族、多國籍背景的球隊。新加坡國務資政吳作棟多年前甚至還以法國隊為例，認為新加坡有可能通過吸收優秀的足球隊員，實現新加坡打入世界杯正賽的夢想。

　　然而已經歸化入籍的球員，與只是臨時執教、并不入籍的教練不同，面對的壓力和輿論反應也不一樣。

　　對荷蘭人來說，看待希丁克的態度或許是百味雜陳。去年，希丁克帶領俄羅斯隊擠掉英格蘭隊，搭上歐洲杯決賽末班車之后，荷蘭媒體盛贊他“似乎具有無所不能的本領”，是世界足壇“最好的教練之一”，但很快荷蘭人自己就需要面對他帶領的俄羅斯隊。

　　希丁克對自己是否“叛國（traitor）的感覺”時，開玩笑地說：“我知道你們記者都在想什么，說我是‘叛徒’，好吧，那我就當個大叛徒吧，如果荷蘭搞個年度評選什么的，我希望能夠當選荷蘭十大叛徒”。

　　Traitor這個詞，在東方的語境中，無論翻譯成叛徒、賣國賊，或是聯想到內奸、里通外國，都直接牽動民族情緒、社會與國家認同的敏感定性，也會是一頂難以承受之重的帽子。在東方社會，談起這樣的話題，勢必非常謹慎，擔心被外界曲解或利用。希丁克的高調談論、幽默以對，既是自嘲，淡化敏感程度，也是坦然，打破輿論的“別有用心”。

　　對希丁克“叛國”的勝利，荷蘭主流輿論并沒有口誅筆伐、上綱上線的聲討，而是化為對自身的警醒，以及新的榮譽來源。既然荷蘭隊進不了決賽，那就由荷蘭人執教的隊伍來完成吧。在荷俄大賽之后，荷蘭新聞機構的讀者調查顯示，很多人認為希丁克應取代荷蘭現教練范巴斯藤，而超過一半的荷蘭球迷在荷蘭失利之后，已經轉而支持俄羅斯。

　　希丁克的故事如果發生在東方社會，大概很難出現希丁克式的從容與坦然來談論這樣的話題，而人們也未必能夠用同樣的寬容和境界來平靜地接受，尤其在激烈而重大的關頭。職業上的專業追求與個體的所謂愛國，很多時候是無法擺脫狹隘、一分為二來看待的。東方社會對民族特征的鑒別與堅持展現出十分強烈的民族意識，卻也折射了民族意識敏感和脆弱的一面。

　　6月19日，我在上海酒店的房間里無意中看到了中央電視臺《名將之約》訪問劉國棟的節目。他是中國乒乓球世界冠軍、現任國家乒乓隊總教練劉國梁的哥哥，目前是新加坡乒乓隊的總教練。劉國棟兩年前到新加坡之后，新加坡女乒先后獲得2006年亞洲杯亞軍、亞洲錦標賽和亞運會女團銀牌，今年3月又獲得世界女團第二，新加坡女乒已被視為僅次于中國的強隊。

　　節目最后階段，主持人問劉國棟，如果2008年奧運會中國隊和新加坡隊相遇，會以一種什么樣的心態去應對？劉國棟說他會嚼口香糖，因為中國隊實力太強，基本沒有贏的可能，他反而會放松了，“我是中國人，但新加坡給了我這種機會，當然肯定得對得起新加坡。但我對中國沒有敵意，因為我們都是中國培養出來的”，在場的觀眾也給予他熱烈的掌聲。經歷過何智麗／小山智麗、唐娜“叛國”風波的中國乒乓球隊員，對這些問題的感受，顯然跟希丁克的環境與氛圍大不相同。

　　劉國棟與希丁克有著類似的故事。出國當教練，是一種軟實力輸出的自豪，意味著外國的體育發展蘊含了本國的經驗。帶領外國的隊伍對壘自己國家時，體育競技變成了國家榮譽的象征，那時自處是否是一道難題？若取得勝利，執教國當然會為之欣喜，而自己的國家會更尊敬教練的成功，還是給予民族大義的批判？

　　如何看待體育中的這些問題，其實已無關體育，而是一套牽涉良多的社會價值體系的體現。(周兆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