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多曼還是她的兒子，接受的都是一整套＂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工作對于他們來說，就只是生活的一個部分。許多歐洲人沒有什么事業(yè)心，從來沒想過要為什么事業(yè)而奮斗。一些歐洲人甚至對掙大錢的觀念都比較淡薄。

　　對于多曼這樣一名看起來擁有幸福家庭的中年女性，異國他鄉(xiāng)的事業(yè)沒有那么神圣，中國女足主教練的工作就只是一份工作。干得爽就干，干不爽就離開，錢不是最大的問題，2008年中國的名次更不是大問題。她來中國是探險的，是尋求美好回憶的。

　　多曼從小就在中北歐的封閉環(huán)境里長大，他們都只適應最單純的交往方式，只能在自己的價值觀下生活。米盧則代表另一種風格，哪里出現(xiàn)合適的offer(待遇)就出現(xiàn)在哪里。為了拿走完整的合同金額，他們不斷與各種文化和官僚體系妥協(xié)融合，直至最終實現(xiàn)自己的目的。他們身上的＂適應力＂正是我們中國人所理解并有點喜愛的＂聰明＂。

　　多曼沒有這么聰明，就像我聽見過的曾長期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在＂逃離＂時說的那樣，我最困惑的地方就是在中國分不清楚好人壞人，那些表面對我十分尊敬的人可能在暗地里下黑手，而那些直接頂撞過我的人，在關鍵時候，卻又好像站在了我的一邊。

　　間接，不直接，好像總有很多或明或暗的因素在給你掣肘泄勁，總是讓你痛快不起來，讓你在一些時候感覺是那么失落和孤獨，即使是你的心里充滿了像陽光一樣透明而又簡單的熱情。

　　從女足動蕩至今，我罵了領導無數(shù)，也罵得差不多了。但是，就像孔慶東解釋的《祝福》一樣，殺死祥林嫂的不是封建禮教、統(tǒng)治階級等等，讓她窒息乃至尋死的正是她的同類。在中國足球的快速衰落過程中，我們這些＂烏合之眾＂在相當多的時候同樣愚蠢得可以，共同維護了某種中國式的生存。欠缺理性、技術(shù)、職業(yè)這些文明觀念的不僅僅只是個別官僚，這也許是今天我們最該感到無奈與悲哀的。

　　到底誰趕走了多曼斯基？反正，他不是一個人。

　　(前中國足協(xié)官員 謝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