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象之下：身邊人稱謝亞龍連干壞事的能力都沒

　　9月12日中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對外發布消息稱，在偵辦涉嫌利用足球比賽賄賂、賭博系列案件中，在國家體育總局的配合下，專案組已依法對謝亞龍、中國足協裁判委員會原主任李冬生、國家足球隊原領隊蔚少輝立案偵查。

　　在此之前，足球圈內得到公認的推測是，李冬生和蔚少輝肯定回不來，而謝亞龍則僅僅是協助調查。

　　事實上，接觸過謝亞龍的人，很少會認為他是個貪官。在足協的這么多年，謝亞龍給人的印象雖然是“不諳足球事業”、“唯上不唯下”和“中庸”，但始終與“廉潔”兩字掛鉤。

　　　中庸的謝亞龍

　　“我一直覺得，謝亞龍是我認識的少數幾個不貪的官員之一。他最多算個庸官。”一名足協的工作人員如此描述自己聽到謝亞龍被立案偵查時的震驚。他說，謝亞龍是伍紹祖的秘書出身，做秘書的生涯讓他養成了謹小慎微的習慣，而且，在跟謝亞龍接觸的幾年下來，覺得這個人也沒有太大權欲貪欲，為人處世也比較溫和，不抽煙不喝酒，似乎跟部下們都有著一層距離。

　　2003年謝亞龍到安康市掛職副書記時，曾在安康市寧陜縣湯坪鎮湯坪村村長邵勇波家住了一個星期。在邵勇波眼里，謝亞龍生活簡樸，紅薯、土豆，只要熟的他就吃。謝亞龍也會做農活，挖起地來一板一眼，在邵家時，他還親手種了杏樹，現在都結了果。

　　邵村長說，有一次謝亞龍來村里，碰上堵車，他二話不說下了車，充當臨時的交通指揮員。直到把交通疏通了，誰也不知道他是誰，他就鉆進車，走了。

　　謝亞龍在安康時的秘書李潤林回憶，領導要求把安康市內除了黨報外的其他報紙都停掉，這件事情在當地反響很大，很多人都反對，但謝亞龍還是很堅決地執行了。

　　輿論認為，正是這種堅定執行力，讓謝亞龍官運亨通，備受領導賞識，不到四十歲就任群體司司長，官職正局，是體委最年輕的局級干部。

　　2005年，謝亞龍“空降”到足協后，繼續執行他“唯上不唯下”的策略。

　　在足管中心的4年，謝亞龍為了迎合領導口味，只關注國奧隊，導致中國男足女足集體大滑坡。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每場足球比賽上，“謝亞龍下課”的喊聲此起彼伏。

　　而另一個讓謝亞龍飽受詬病的事件，則是“中國足球聯賽南北分區”。

　　中國足協原聯賽部主任、中超設計者郎效農回憶，2006年、2007年時，大家都在提聯賽分區。當時謝亞龍給他們說，這個是體育總局下的命令，讓他們去操作細節。但這個提議，遭到了郎效農的反對，他覺得，這“完全是領導一拍腦門想出的”。

　　但是拖到第二年時，包括謝亞龍在內的足協領導堅持以“這是體育總局指示”為由，讓郎效農繼續操作。于是，郎效農只好寫了一份“聯賽不分區，照常打”的報告，直接交給了崔大林。

　　郎效農說，交報告時，他曾經問過崔大林，為什么想出這么個主意，當時崔大林一口否認，說是足協的主意。后來，他詢問過多人，都否認此事為自己所提。

　　最終，“南北分區”不了了之。而直至大半年后，幾個著名媒體的記者在采訪多人后，終于發現真相—南北分區只是體育總局領導隨口一說，謝亞龍聽到后卻當成“圣旨”一樣去執行。

　　假象之下

　　堅定的“唯上不唯下”、不懂球、不親自過問聯賽的具體事務，而是將這些事情交給南勇、楊一民等人去做……這讓很多接觸過謝亞龍的人都覺得謝亞龍“連干壞事的能力都沒有”。

　　但謝亞龍出事后，大家才發現，也許，一切都只是假象。

　　“國家隊的任務不是發現人才，而是幫助俱樂部包裝球員，我們要讓俱樂部排著隊送球員來。”謝亞龍上任后的這番豪言壯語，讓國家隊成為花錢買張門票就能進來一游的娛樂場所。

　　謝亞龍在任期間，共有超過150名球員“入選”過國足，幾乎接近中超球員人數的一半。而這些去國家隊“鍍金”的球員，回到俱樂部后立馬身價上漲，聯賽開始前簽訂合同時，待遇確實高出很多。

　　具體為謝亞龍操辦這樁生意的國足原領隊蔚少輝，更是牛氣沖天。據報道，蔚少輝叫“國腳”陪打牌輸個一兩萬、暗示隊員買手表孝敬都只是“小意思”，拿著各種發票向地方足協報銷也不算夸張，辦場比賽、修個場館拿的回扣才是大錢。而堅持國家隊名單“老外選完了之后，還要由中方教練組斟酌補充”，甚至通過翻譯直接明確告訴外教“謝亞龍、南勇不在，你就是給我打工”，更顯其“四哥”氣魄。

　　除了國家隊，謝亞龍還涉嫌通過各種贊助商斂財。

　　去年3月，耐克與中國足協簽署了一份未來十年中超聯賽的贊助合同，總金額2億美元，遠低于2003年與阿迪達斯簽訂的六年5億美元的合同。據知情人透露，這份合同是謝亞龍在任時談妥的，南勇只是完成一個簽約而已。“耐克能以那么低的價格簽下合同，其中給了謝亞龍多少好處不言自明。”知情人說。

　　巧合的是，耐克中國體育市場總監李彤9月中旬也被沈陽警方帶走協查。

　　又有傳聞說，2006年2月，亞足聯開發公司原本與中國足協談下以每年800萬美元承包“中國之隊”的協議，但12小時后，謝亞龍突然不簽約了，轉而牽手給他更多“回報”的盈方集團。于是，在此后的世界杯預選賽中，中國隊被分進了澳大利亞、卡塔爾、伊拉克所在的死亡之組。

　　相關知情人士表示，謝亞龍還在與外國公司談判時，收受對方好處，將牽涉到國家體育總局、足協的一些內部文件，以及體育總局談判的底線泄露給對方，幫助對方獲得合同。“這些都屬于泄露國家機密的范疇。”知情人士說。“此外，無論女足世界杯還是東亞四強賽，主辦地的決定權都成了謝亞龍另一條利益交換的渠道。”

　　然而，上述情況統統遭到了謝亞龍妻子的否認。

　　“我目前也不知道謝亞龍到底有什么問題，但我能說，現在很多媒體報道都不真實。”謝妻說，謝亞龍到足協兩年后，也就是女足世界杯賽后，他就曾因“力不從心”向總局領導提出過辭職，但領導不同意。他把自己的名譽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對于外界認為謝亞龍栽倒在愛福克斯和盈方兩件事情的傳言，謝妻均以“是足協幾個副主席共同作的決定，有會議記錄為證”為由進行回應。至于南勇供出謝亞龍的情節，謝妻則沒有正面回答，她只是說，南勇的繼任，是謝亞龍力薦的。

　　還有下一個嗎？

　　更多的人，在這一次打黑風暴中被卷進來。

　　謝亞龍被立案偵查后，重慶市足管中心主任高健也在9月15日被召至沈陽協助調查。據知情人士透露，高健的問題出在全運會上，“去年全運會有六場比賽涉嫌假球，重慶和山東的比賽疑點最多。”

　　而跟謝亞龍一起被帶走的李冬生，則跟被批捕的前任張健強一起，讓黑哨線索逐漸清晰。

　　知情人士透露，根據先期被抓的南勇、楊一民、張健強、陸俊、黃俊杰等犯罪嫌疑人的交代，這段時間以來，“8·25專案組”頻頻造訪中超和中甲俱樂部，通過查看這些俱樂部的往來賬目，收集他們向裁判行賄的具體證據，“這次警方明確要求俱樂部財務人員提供具體的時間和具體經手人。”而多名已退役的裁判在接受調查時，爽快地承認曾在時任足協高官的指示下吹過黑哨。

　　據傳，跟謝亞龍一起進去的李冬生，除了安排親信操縱比賽搞權錢交易，還有自己獨特的斂財之道：搞培訓，地方埋單，足協收報名費、培訓費；搞裁判員表彰大會，只要舉辦表彰大會的地方，第二年該地區的裁判員都會受到重用，以至于各地紛紛“進貢”爭辦。但裁判員的系統培訓工作，卻在李冬生掌權的十年來毫無進展。

　　正當大家把視線都集中到謝亞龍身上時，正在接受審訊的成都謝菲聯原副總尤可為供出了多場聯賽打假球。

　　尤可為是操縱比賽的老手，除了幫助本隊打假球，還常常通過自己的關系，幫助別的球隊“做球”。據了解，如今，尤可為在“里面”的交代材料，疊加起來比他的身高還高。而“8·25專案組”，也已經找了10家中超俱樂部前往沈陽協助調查，包括3支冠軍球隊。

　　這似乎暗示著，打黑的風暴，將再次兇猛。

　　時代周報記者從可靠渠道得到消息，已有多名“國腳”被召去談話，最后每人交了200萬保釋金后暫時放回家，但要保證隨叫隨到。

　　“這些被召去的‘國腳’都是足協這條線上的人，可惜那個和境外莊家關系密切的賭球大佬‘國腳’F還沒有落馬。只有抓了他，掃黑才算勝利。”消息人士對時代周報記者說。

　　而足協內部人士向記者透露，在已經“進去”的人中，南勇、楊一民、李冬生、張健強、蔚少輝、范廣鳴等人，都曾是閻世鐸的手下，“假、賭、黑”就是在閻世鐸任上猖狂到令人發指的地步，“南頭、龍頭都進去了，閻頭也快了吧”。

　　對于這些，中國足協掌門人韋迪不肯發表任何評論，他只是意味深長地對圍堵他的記者們說了一句話：“我原來在內部整頓的時候(蔚少輝、李冬生還未被帶走)說過，有問題的不止進去的那幾個(南勇、楊一民和張健強)，咱們在座的還有人有問題。我當時就跟他們說，現在給你們機會，如果沒抓住，就等于放棄了自我救贖。既然有了這么一個自我救贖的機會，你自己不救自己，那怨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