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中國足球欲除“箭毒”還需“刮骨”

　　這一周,持續高度吸引公眾眼球的新聞莫過于足球反腐了。公安機關依法對謝亞龍、李冬生、蔚少輝3人立案偵查,被解讀為今年1月南勇、楊一民被立案以來,依法打擊足球假、賭、黑治理行動的又一力舉。9月18日的最新消息是,最高檢也加入了專案組,謝亞龍案一夜之間升級。

　　司法機關的高調介入,讓民眾對徹底整肅足壇增添了不少信心。但很顯然,中國足球目前所面臨的根本性問題,不是一次能夠持續多久的運動式治理,也非能夠挖出多少問題官員的持久性司法整肅,而是一個規則與秩序重建的“十字路口”,是體育改革能否成功的方向性難題。

　　中國足壇沉疴難愈,真正的“病灶”不在于表面上的貪腐、賭球、黑哨等,根子仍然出在權力上。改革開放以來,在體育競技市場化、產業化的改制過程中,政府一只手將足球業推向市場,另一只手卻緊緊抓住不放,由此衍生的“市場行政化”和“行政市場化”怪胎,不僅讓足球發展失去了應有的自由競爭環境,而且還因為權力的市場化運作而產生大面積的違法犯罪現象。這種“偽市場化”的改革,衍生出巨大的利益操控和權錢交易真空,在幾乎封閉化的運作中成就了權力享有者的“雞犬升天”。與此同時,我們對綠茵場上的權力遠未確立起應有的控制與監督規則體系。強大的權力,虛妄的市場,加之積弱的法治,共同造就了中國足球秩序混亂的根源。

　　雖然外界評論早已指出這種權力足球的弊病,但到目前為止,主管部門和足協官員都對這一心知肚明的要害問題避而不談,而只是一味強調對“操縱比賽和賭球違法犯罪行為”等表面現象的治理與監管。這就好比一個得了重癥的患者,不主動檢查病根而只要求醫治體表上的膿瘡。問題是,即便司法能夠擠破權力足球肌體上的“膿包”,可對于權力長期以來精心打造的體制鐵幕,卻無能為力。　

　　如何突破權力的封鎖重建中國足球秩序?目前流行兩個觀點,一是期望人員的大換血能帶來足壇新風尚；二是呼吁立法的大補課以強化對秩序的規范。這些做起來都不是很難,問題官員的落馬必然需要補充新鮮的血液,而相關法律規則的設計與出臺更是“立竿見影”的事。而令人擔心的是,人員的撤換在導入新生力量的同時,會不會同樣受到權力“大染缸”的浸染?誰能保證新的官員不會被“體制化”而淪為下一個南勇?而如果不把權力關進“籠子”,再多的立法可能也是徒勞,重建起來的足球法制規則同樣還是容易遭到破壞。

　　欲除“箭毒”,還需“刮骨”。要破除這種權力體制鐵幕,非徹底的市場化改革與法治化重建不可。這樣做雖然會觸動太多的利益而難度極大,但卻是避免沉疴越積越深、最終無力回天的唯一出路。筆者以為,不妨選擇合適的改革突破口,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從根本上解除對足球的權力操控,讓權力退守到規則供給與監管上來,讓行業自治成為激活中國足壇的秩序之源。而就現階段來說,這個改革的突破口就是——中國足協。　

　　眾所周知,中國足協自產生以來,一直肩負“雙重身份”:既是國家體育總局管轄下的半官方機構,領導者和俱樂部負責人基本上都是行政干部,儼然的“二政府”；同時它在法律上又是一個民間團體,扮演著具體的市場行為主體角色。這種“二合一”的身份簡直讓足協威力無比,尤其是組織、管理和經營每年的職業足球聯賽,正所謂“既是聯賽的籌劃者,也是利益分配者”,“上級主管部門要求足協這個掙錢大戶向其他冷門運動‘輸血’的行政命令,更是讓足協把贏利看成最主要的目的”。

　　可見,這么多年來的足球改革,在足協的身上體現最為明顯。足協的民間團體性質標示了表面上的市場化改革,而行政化的實質則確保了權力對足球利益的操控。要突破權力對足球的羈絆,首先就必須從剔除足協的半官方屬性入手,讓足協真正成為自治性的民間組織,讓協會的組成、章程的制定、領導層的選舉組成等,都由各個俱樂部平等協商完成。在此基礎上,政府部門的精力應抽身到規則的供給與市場的監管上來。　

　　總之,中國足球今日之困頓,賭球也罷,貪污也罷,都只是體制弊病誘發出來的“膿包”,如果不從根子上深挖,不從權力上動刀,不從秩序上重建,再多的“大魚”落網,也無法挽救已病入膏肓的足球,更無法讓中國足球走向世界。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