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VS世界杯足球賽：誰的“算盤”打得更響

　　當西班牙隊最終舉起大力神杯，守在電視機前的億萬中國球迷長達一個月之久的熬夜生涯也宣告結束。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讓全世界如癡如醉。這種巨大的影響力，自然讓人想到同樣魅力非凡的奧運會。

　　兩年前，一屆無與倫比的奧運會在北京上演，我們親身感受到北京奧運會帶來的震撼與改變；兩年后，我們遙望著世界杯首次踏上非洲大地，熬夜去享受足球制造的成敗與悲喜。一個是綜合性運動賽會，一個是單一體育項目比賽，當奧運會與世界杯相遇，這兩個看似截然不同的體育樣本，卻同樣在對世界體育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發揮著日益顯著的作用。同時，二者在運營模式與理念、人文精神與追求等方面，又沿著各自選擇的道路越走越遠。

　　本期體壇圓桌翻開奧運會和世界杯的經濟賬本，看看這兩項最著名的體育盛會到底誰的“算盤”打得更響。

　　經濟賬

　　誰的“吸金本領”更高明

　　編輯：世界杯如今已是一個極富價值的商業品牌，這一切都要歸功于1974年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把世界杯賣給商家”的創舉。而奧運會直到1984年才走上商業化之路。它們在運營理念和盈利模式上，各經歷了怎樣的改變？

　　朱凱：國際足聯較早完成了組織統一，從一個單純的事業機構變成了一個企業，大膽對世界杯進行商業化和職業化操作，盡可能將觸角伸到足球所能到達的每個角落。奧運會的商業化則要比世界杯艱難得多。奧運會在早期特別強調業余性，拒絕商業的入侵，成了人見人怕的賠本生意。后來薩馬蘭奇不得不推行商業化改革，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成為分水嶺。目前，奧運會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電視轉播權、門票和贊助權以及特許商品，這和世界杯應該是差不多的。

　　張濤：二者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世界杯通過商業運作吸引電視轉播、廣告、官方贊助等方式來獲取收益。而奧運會不允許做廣告，主要依靠奧運會巨大的無形資產來做文章。

　　當初阿維蘭熱的改革，讓世界杯的賬本上從他上任時的24美元飆升至40億美元。相比之下，奧運會財政規模更大。2003年至2006年間，國際足聯的收入約為30億美元，92%的收入與電視轉播相關，這大部分都來自2006年的德國世界杯。2006世界杯的電視轉播權大概在16億美元，市場收入在7億美元。而在北京奧運會上，國際奧委會的轉播權收入則為25億美元，市場收入為18億美元。

　　編輯：有數據顯示，在世界體育產業的總收入上，奧運會占4%，而世界杯則占17%。這是否證明著在經濟效益方面，世界杯已全面超越了奧運會？

　　朱凱：單從經濟效益這一塊來看，肯定是世界杯要領先于奧運會。世界杯屬于更純的商業賽事，贊助商的目標更集中；而奧運會有更多比賽外的崇高意義和使命，需要注重社會效益。其實兩大賽事的商業化做得都非常好，但世界杯的商業化程度肯定更高，國際足聯在賺錢上沒有“忌諱”，只要有進賬，規矩都可以放開。講究奧林匹克精神與理念的奧運會是不允許在賽場內出現任何廣告的。而世界杯則不一樣，球員們是在一圈廣告牌圍成的草地上踢球。

　　張濤：世界杯用商業推動賽事發展的模式無疑是成功的：冠軍獎金3000萬美元，每支球隊小組賽三場出場費900萬美元，執法世界杯，無論主裁還是邊裁，一律5萬美元……據國際足聯不完全統計，本屆世界杯期間，國際足聯的收入將超過80億美元。國際足聯的收入主要由轉播權銷售、廠商贊助、世界杯相關產品的銷售構成。其中，電視轉播權收入27億美元，廠商贊助約有20億美元，授權品牌產品銷售收入40億美元左右。

　　比較奧運會與世界杯純粹的經濟效益是必要的，我們也應該從更深、更廣的層面比較二者：世界杯有潛力抓住參賽球隊所屬國整個國家的目光，地域覆蓋力強；而奧運會則更像是一個競技的節慶日，每項運動的運動迷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偏愛，即便不喜歡體育，也會對本國本地區獲得的獎牌感興趣，這一點是世界杯無法比擬的；從電視觀眾的人次數量看，拿2004年雅典奧運會和2006年德國世界杯比較，分別是50億人次和39億人次；奧運會的比賽場次和現場觀眾人數要超過世界杯，但奧運會比賽是預賽決賽一起舉行，如果世界杯加上預賽階段的觀眾人次，則是奧運會所無法比肩的。

　　東道主

　　誰的“收入支出”更合理

　　編輯：南非為世界杯投入約43億美元，雖然官方稱預計會獲得50億美元的收益，但許多人卻在擔心“杯去樓空”后南非可能面臨入不敷出的困境。這種疑問也曾出現在奧運會身上，溫哥華因承辦冬奧會賠了數十億美元。東道主在賬面上是否真的盈利困難？這本賬該怎么算？

　　朱凱：無論舉辦世界杯還是奧運會，作為東道主要想在賬面上盈利的確非常困難。所有的運動場建造、安保開銷等，國際足聯和國際奧委會都是不管的，最多只給一小部分補貼和支付一些租金。當然，這本賬要從另一個長遠的角度來算，世界杯或奧運會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國家形象、旅游收入等都將起到推動作用，我想這也是各國不惜血本積極申辦大賽的原因。

　　張濤：可以肯定的是，不應該只以賬面的盈利情況作為唯一評定標準。賽事給東道主所帶來的價值及盈利是深遠而持續的。有盈利當然好，但有時候也并非盈利越多越好。比如奧運會的東道主，收支相抵后的盈利必須按照一定比例上繳國際奧委會。因此，很多東道主的財政預算，都是按照少盈利或零盈利來安排的。

　　而世界杯與奧運會的真正魅力還在于其綜合效應：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久前的預測，2010年南非經濟增長率可能接近3%。其中，世界杯將會給南非經濟帶來0.5%的增長。盡管南非為舉辦世界杯投入了43億美元，但預計南非獲得的經濟回報可達130億美元；一位中國記者到美國亞特蘭大采訪時，在當地遇到了一位65歲的美國老人，閑談中問及老人是否到過中國？老人回答：“no，no，我最遠一次出門本來是可以到紐約的，但被我兒子攔住了。”記者說：“那您不太了解中國吧？”老頭回答：“no，no，我很了解。因為我看過2008年北京奧運會。”從這件真實的小事情足以看到舉辦奧運會對一個國家的深遠影響。

　　編輯：有人給南非支招，通過申辦奧運會來解決世界杯后場館利用難題。而2014年世界杯的舉辦國巴西，也已拿到了2016年奧運會的承辦權。對于沒有足夠頂級比賽“消化”場館的主辦國來說，“捆綁”舉行兩項賽事是不是一個好選擇？

　　朱凱：這樣“捆綁”辦賽確實有利于解決場館的利用問題，也不用重復建設，但我認為這不是長久之計，場館運營還是要靠日常的活動、賽事來消化。但相反，連續舉辦這兩大賽事，又間隔太短的話，對主辦國來說，壓力更大，巴西就是很好的例子。

　　張濤：這是一個好的提議。目前同時舉辦過世界杯和奧運會的國家大概有9個，很多都走了一條“先奧運會，后世界杯”的道路。同時對于一個國家舉辦賽事的能力而言，有了奧運會的經驗再辦世界杯也不難了。在目前既舉辦過世界杯，又舉辦過奧運會(主要指影響最大的夏季奧運會)的9個國家來看，只有意大利是先在1934年舉辦了世界杯，再于1960年舉辦奧運會。事實上1934年世界杯的舉辦較為特殊，如果以意大利1990年舉辦第十四屆世界杯計算，意大利也是“先奧運會，后世界杯”的一種變形。“先奧運會，后世界杯”的規律說明:奧運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意義大于體育意義，而世界杯則相對更具體育意義。

　　觀未來

　　誰的“輻射效應”更長久

　　編輯：在北京奧運會后，關于中國該不該申辦世界杯的聲音不絕，很多人認為“辦好賽事比東道主創造佳績的意義更大。”如今北京奧運會已過去近兩年，申辦一屆世界杯，能達到同樣的效果嗎？誰的“助推器”功能更持久？

　　朱凱：北京奧運會對于中國的影響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直到現在，奧運會帶給城市的變化仍在發揮作用。對于中國來說，申辦世界杯的難題并不在于世界大賽的組織能力和場館設施等，而是中國足球的軟實力。足球水平上不去，一切都是空談。不過我覺得，世界杯如果真能來到中國，其影響力應該是不會亞于奧運會的。

　　張濤：研究體育產業多年的魏紀中曾指出：“世界杯可以宣布盈利數字，而奧運會不會這么做。”奧運會準備的時間長達7年，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集中在一個城市舉辦，持續效應更持久、更廣泛。而世界杯足球賽不像奧運會那么復雜，舉辦城市又分散，持續效應并不明顯。

　　僅以北京奧運會為例，其影響不可估量：對主辦城市北京的市民和其他奧運協辦城市的市民來說，北京和協辦城市在奧運期間對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入，市民將在很長時期切實感受到這些投入帶來的好處； 對主辦城市北京來說，通過奧運會，城市景觀、基礎設施、現代化水平和人文素質得到提升，擴大了北京在全球的影響力和美譽度，為北京的持久發展奠定了基礎；對主辦國中國來說，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不但推動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全方位的發展，而且提升了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形象、并推動中國更好地融入國際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