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時電子報”12日發表了“辱臺官員”郭冠英的作品--《本省外省，都是一家》，全文如下：

　　我從加拿大被緊急召回臺北，飛抵臺灣上空時，一片白云，只有中央山脈突起在云端。我看著圣陵線的最北端，那是大霸尖山。我想，退休后一定要做一次圣陵線縱走。

　　每次走在這些高級的地方，看到那些和善的山友，我就覺得，這里真是美麗。“婆娑美麗的美麗島……”，我是最早唱著李雙澤的這首歌的人，還在電視節目“六十分鐘”里把它紀錄下來。當時，我們真是這么想、這么看。

　　我一直盯著那個酒桶山看，直到飛機穿云落地。一出機場，閃光燈此起彼落，我到了現實的臺灣，被追問：“你愛不愛臺灣”？

　　我想說：“我不愛，一點不愛”。但我愛大霸尖山，我愛山東的太魯閣，我愛山壁下的的蘇花公路。我在去年七月間，還一個人在這里走了一趟。我用走的，一路搭便車，我搭了貨車、卡車、摩托車、轎車，司機有平地人、原住民、小商人、工頭、學生、軍官，還有警察，他違規的載我這個沒有戴安全帽的路人一程。這些人，我都喜歡，我都感謝，談不上愛，但他們確實可愛。我把這段旅程寫成了兩篇文章。

　　當那位原住民軍官一家，送我花蓮車站，他那可愛的小孩向我說：“一路保重”時，我接到臺北辦公室的電話，問我愿不愿接多倫多新聞處主任，問者是本省人，我們并不親。

　　斯土的回憶

　　我生在新竹，出國前，我特地去那里走了一遍。我的老家在文化中心旁邊，已夷平成了一塊小公園。我在保留下來的大榕樹下，坐了很久。

　　從小學到高中，我讀的都是新竹最高級的學校。我的小學，竹師附小，更是有名。我的同學們感情很好，畢業了快五十年，我們還每三個月就聚會一次。這次我出了風波，同學們馬上問：“我們是不是再辦一次同學會，為他打氣？”

　　如果“高級”，是指生活富裕，那我這外省中級軍官的孩子，實在比不上我的本省同學，他們多來自新竹的仕紳家庭，是醫生或殷商。他們彈鋼琴，我則不懂五線譜。他們住在兩層的水泥洋房里，我家只是竹籬笆圍起來的日本榻榻米房子，四家分住。他們的便當打開是干干凈凈的雞蛋肉片，我的則是些雜亂的五花肉，我還記得打開自己便當的羞慚感覺。但我們的生活，還是比其他學校的人好，他們是光腳，我們有皮鞋。我們同學間經濟雖有高低，但我們感情仍然很好，維持五十年，會到我們終老。可是一直到去年，有位同學拿出她剛逝的父親的照片，她父親也是我小時的醫生。照片上寫著她父親與日本行政長官后藤新平的關系，我這才感到，我們之間的差異，不是外省、本省，其實是中、日之別。我們小學的感情，是克服了省籍差異，但國族的差異卻仍然潛伏著，一旦有人挑起來，我們的感情、認同，就會受到沖擊，這就是臺灣過去廿年來的發展。

　　小時我們認識一家，與我們很親，他們是外省人中最“高級”的，高到不能再高了，但在時代的變遷中，他們的生活卻很低級，或許這么說，“困苦”吧。他們的生活還要靠我家送點小東西而有點歡樂。后來這個人又回到了那最“高級”的環境，他可能不再回新竹看了，也不再認我這個兒時朋友了，但他在我這件風波中，竟罵我變態，我真有相煎何急之痛。如果“臺獨”把我調侃的“高級外省人”說法當真，那我理直氣壯的承認。正如詹宏志所說，我們確實是“知書達禮，安分守己”。但看到這個外省人的表現，我實在感到臉紅心虛。

　　在我小時，臺北是多“高級”的地方，我坐著父親的吉普車，順著省道晃兩小時來到臺北，真是興奮。我到了圓環，吃了蚵仔煎，視為人間美味，所以我才會對圓環有分感情，才會對它的消失感到失落，才會寫“繞不出的圓環”，就像我寫“中華商場”一樣。這種懷舊喟嘆，怎么會扯到我是“高級”，因此瞧不起那些自認“低級”的人呢？

　　九二一地震第二天，我就到了現場，我也寫下了我的感受，那是地震后第一篇上報的長文。我又怎么會不關心這塊土地？看著一位高大的外國記者在拍放在冷凍棺材中罹難者的臉，我真想叫他別拍這些痛苦的畫面了。我這時會想躺在那里面的是本省人或外省人？是，我是有厭惡的時候，當我看到滿山的檳榔樹，被震得一片片的大滑坡。我會想，種這種對水土保持不好，又對身體有害的植物，做什么呢？

　　斯人的故事

　　我的太太，是趙耀東的堂妹，他們是江蘇的鹽商，殷富，可是這家的女兒，嫁給我這“中級”的外省人，過的卻是很普通的生活。我們搬了近二十次的家，每次都是我先走了，她在善后，這次更短，不到兩個月又回來了，但她一直甘之如飴。她家對我很好，趙耀東更是喜歡我這個小妹夫。我在她們家，從沒因沒錢受到輕視，反是以聰慧受到重視。他們家在大陸豪奢的日子已過去，在臺灣平淡的日子反更和樂。

　　趙耀東死了，有位本省人立刻來家致悼，坐了好久，后知馬英九要來，他就走了，王不見王。他是施明德。趙家不知怎搞的，很支持施明德。我以前知道，還向大哥說我反對，施明德搞臺獨，不應該支持這種本省人。但后來，在施明德選“立委”，他最失意的時候，我經過他那冷清的競選總部，還是去捐了一點錢。我不同意他的理念，我敬佩他至死不改的堅持。這點，他高級。

　　我一直想送施一個東西，這本來是屬于他的。八○年代末，我在“新聞局”做最簡單的“回覆人權信函”的工作。這些來函大多是呼吁要釋放施明德的。我都以制式函回覆，上面寫：“施氏有害國家安全，此與言論自由無關”云云。沒想到，現在這種回覆，可能要適用到我身上了。我把來函的郵票收成了兩本集郵本，本要送給兩個兒女，后來，我想還是應該送給施，我甚至想義賣個百萬元，捐給他。

　　當我第一次外放結束，離開紐約時，來接我的是個本省人。他一直支持“臺獨”，從未隱藏他的想法，后來他做到副局長。當局里很多人嫉評他升得太快，我為他辯，說他其實升得慢。他對“臺獨”不改堅持，比你們這些見風轉舵，人鬼言殊的人好多了。2008年藍贏，他辭職，我追出去向他說再見，他已隱入夜色中走了。

　　還有一個本省人，絕對的“臺獨”，當我那些同事，包括些外省人，阻撓我外放時，我拿著我的成績去與他談。我隱藏了我大統派的立場，等于欺騙了他。他接受了我的說詞，直接點我外放。他是葉國興。這些年來，我一直想去看他，說謝謝。

　　姚文智，現在恨得我牙癢癢的，若他知道他要關TVBS時，是我代表“新聞局”同仁在報上投書反對，他不知會怎樣想。我還配合退休的處長們，在“新聞局”內籌錢給TVBS代繳罰款。這些匿名的捐款者，多是本省人。后來，法院判決“新聞局”這項壓制言論自由的行為是錯誤的，TVBS拿回了繳交的罰款。則我們的那些作為，又有何不對？

　　還有黃智賢，本省人。蔣夫人死了，我寫評論批評這位“最最高級”的外省人、中國人，甚至美國人。黃智賢大不以為然，寫文章為蔣夫人辯，我們反而成了好朋友。

　　還有張超英，也算是個本省王子。他與我很好，因為我倆都懂電視，都愛攝影機。我們從紐約就熟識。他每次從日本回來，都要約我見面，談談一些計劃。他死了，回憶錄寫了他在“中華民國”下，偷偷搞“臺獨”，推翻“中華民國”的“豐功偉績”，那我不也是一樣嗎？我是在他們快達成的目標下，偷偷的在保衛“中華民國”啊！

　　張超英的爸爸反日，一元租其屋給“中華民國”領事館，以見青天白日旗在他家升起為悅，但“二二八”后，他又對“國府”失望，終身不再參加政治，兒子成為聯日求獨。但張超英死了，在葬禮上把“政府”褒揚令交給其家屬的，竟又是陳儀的后人，歷史是如何的吊詭？

　　多擺了雙碗筷而已

　　最后，說這段事做結束。九○年代，我調派在溫哥華時，那里有很多“臺灣之子”，他們父母來報到做加拿大人后，又回去愛臺灣，把他們丟在高級的異邦。他們是我兒女的同學，把我家當活動中心，整天到我家來吃喝，我太太把他們當自己小孩。我雖然向兒子笑說他們是“歹仔”，但我出去玩，去露營、去爬山、坐飛機、劃木舟，都還帶著他們去，我的VAN能裝多少就多少。他們的青春，有我家的深刻印記。他們讀完了書，有的回到臺灣，有的去了大陸，少數留在加拿大，一直與我家保持聯系。這次我風波出來，他們非常關切，寫電郵給我太太說：“郭媽媽，不要怕，我們共同養妳。”

　　有一個歹仔，從南極回來，給了我們一封信，他說想為延續2041年到期的“南極公約”而奮斗。信中說：“在旅程中，有人說，調查顯示，會關心并致力于保護環境的人，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小時候曾經接觸過大自然。接觸的頻率越高越深，對往后的影響越大。所以感謝您和郭爸爸之前去哪都帶我去，沒有小時候的啟蒙，我也不會有今天。”

　　在南極，他會想到本省外省，誰高誰低嗎？他想到的恐怕只是我在野餐桌上的叫喊：“吃飯了！”。

　　我們，不過就是多擺了雙碗筷而已。(韋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