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史書上，還是在人們的印象中，陳誠始終被人們視為蔣介石的股肱和心腹。但近幾年，隨著陳誠的《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家書》以及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的《蔣介石日記》等解密史料來看，陳蔣關系并不是人們想象的那般親密，而是有時也沖突得厲害。

　　鄧演達被殺一度使陳誠萌生離蔣念頭

　　陳誠是蔣介石在創辦黃埔軍校時期，最為器重的三位學生之一。

　　陳誠出生于浙江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前清秀才。1916年進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后，被派到浙江的一個陸軍師任下級軍官。后來，他追隨鄧演達前往廣東參加革命，在鄧演達任團長的團任職。黃埔軍校建立時，他被調到軍校擔任帶兵官。之后他進入了蔣介石的視線，走上飛黃騰達的仕途。

　　鄧演達是國民黨左派領導人之一，“四·一二”政變后，一直堅持反蔣。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在上海被捕。5天后，陳誠聞訊，迅即從江西前線致電蔣介石，請求“為國惜才，貸其一死”，蔣回電表示“準從寬大處理”。

　　但到12月中旬，陳誠卻得知鄧演達被判處死刑，遂于19日、20日兩次致電蔣介石，要求蔣不要處死鄧演達，并表白自己此舉“全為革命前途著想，非盡為友誼”。但蔣不為所動。鄧被處死后，陳誠致電蔣介石要求辭職，被蔣介石拒絕。

　　此后，陳誠對于辭職一事雖未再提，但對鄧演達仍給予高度評價，還抬出孫中山以批評蔣介石。這至少表明，在上世紀30年代之初，蔣介石的地位還很不穩固，陳誠對蔣介石也不夠信服和“忠誠”，并一度使陳誠萌生過離開蔣介石的念頭。

　　幾次三番自動請辭最終赴臺灣療養

　　在抗戰期間，陳誠也與蔣介石產生過言辭激烈的沖突。那是在1942年12月，蔣介石指示陳誠擔任“遠征軍總司令或司令長官”，前往云南準備第二年春天反攻緬甸的日軍。陳誠鑒于同年3月至8月間，率中國遠征軍首次赴緬作戰，完全成了掩護駐緬英軍的撤退行動，且遠征軍傷亡慘重，因此明確反對短期內再次赴緬作戰。1943年8月間，陳誠鑒于“今日部隊實際情況，確屬難言反攻。非但難言反攻，縱令走到緬甸亦不可能”，遂在9月6日致書蔣介石，稱自己“能力薄弱，毫無建樹”，為免貽誤戎機，懇求解除遠征軍司令長官職務。蔣介石遲至9月15日才回函，嚴斥陳誠，同日蔣還在日記中記載：“下午手書致辭修，痛斥其跋扈恣睢之形態，促其反省。如再不覺悟，此人不可復教矣。”這也可見兩人言辭沖突之激烈。

　　1943年9月17日，陳誠接到蔣介石手諭，迅速回函表示“不勝警痛”，“負罪實深”，但仍然力陳“今日國家莫大之隱憂，普遍之危機”，以及反攻緬甸可能面對的困難。為了表白心跡，緩和蔣對自己的不滿，陳誠向蔣進呈了近萬言的《<貞觀政要>讀后摘要》，其中雖不乏諛詞，但引退之心未有稍減。到11月底，陳誠以嚴重胃潰瘍為由回重慶治療，蔣遂改命衛立煌接任遠征軍司令長官一職。

　　陳誠對國民黨的組織渙散、爭權奪利、勾心斗角的情形屢有批評，主張“根本改革黨政”，對許多政府官員、軍隊高級將領的貪污腐敗、違法亂紀事例，甚至點名道姓地批評，因此引起蔣的不滿。蔣責備陳誠驕矜自負、愛發議論，說“總覺你說人之短，看人之輕”，并警告陳誠要“切思而自反”。蔣不僅多次批評“辭修器量狹窄”，在1947年3月的日記中甚至寫有非常激憤之語，如“所可痛心者不僅外人以冷眼觀吾國，即戰高級將領如辭修者，亦莫不對政府經濟政治各種重大之政策，動輒猜疑與誹謗，其失卻自信心類皆如此者，不勝痛憤”。

　　但陳誠依然故我，1947年8月他以參謀總長身份接任熊式輝的東北行轅主任之職，主持東北“剿共”，實際悲觀至極，《家書》中多次坦陳其時局觀，稱“以現在中央之政策與制度，縱有神仙下凡，亦無能為力”；“如不改革，只有同歸于盡”。甚至說“無怪一般咸認為，欲中國有辦法，非推翻現政府不可”，并且再次萌發脫身而去之念，“決心已定，決先辭參謀總長，再辭東北行轅，總之脫離政治與軍事”。

　　巧合的是，同年底陳誠胃疾復發，翌年2月初得辭本兼各職，手術后赴臺灣療養，年底擔任“臺灣省主席”。

　　陳誠接到蔣介石來臺的電文卻置之不理

　　陳誠在1949年擔任“臺灣省主席”的時候，正是臺灣地位最為混沌的年頭，而美國對臺政策，也舉棋不定，一日數變。從1948年12月起，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就不斷討論如何分離臺、澎與中國的問題和計劃。

　　美國為了“臺灣如何符合美國之利益”，除了各種陰謀之設計、討論外，還派遣駐華大使館參贊莫成德為密使，在臺灣游說陳誠“自立”。

　　陳誠在此期間，彷徨是可以想見的。他誠然眩于權力的誘惑，而對老蔣這位“故主”，要采取什么的態度去應對，似乎也頗感踟躕。從蔣經國公布的1949年日記中有關老蔣來臺經過，也可看出一些蹊蹺——

　　1949年5月16日，“……父親下午在金塘南岸……準備明日赴馬公島，但父親表示甚愿在定海與普陀作常駐之計也”。可見，當時，老蔣對是否來臺，尚在猶豫之中，未最后決定。

　　5月17日：“午餐后，隨父親由江靜輪登岸，一時半起飛，沿途俯瞰三門灣、海門、樂清……4時50分飛抵馬公降落，父親即至馬公城外之賓館駐節，此島實一平灘，并非山地，氣候頗熱……此時中樞無主，江南半壁，業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父親決計去臺……”老蔣既“決計去臺”，為何不徑飛臺北，而在馬公駐節？此時，老蔣似要看看作東道主的陳誠的態度，再定行止。果然，過了四天，陳誠去了馬公島看老蔣。蔣經國的日記寫得很簡單：5月20日。“陳辭修、俞鴻鈞、蔣銘三三先生來馬公，晉謁父親。下午往機場送辭修先生返臺”。

　　5月26日日記：“父親于今日自馬公飛岡山轉高雄壽山。”為什么老蔣來臺灣，不徑飛臺北，而飛岡山轉高雄？日記上沒有寫陳誠有沒有去接，這一疑團，在《吳國楨八十憶往》中，可見端倪，轉引如下：1949年5月，蔣先生自舟山致電陳誠，告有赴臺之行，陳在24小時內未行復電，蔣只好改從高雄登岸，因高雄非陳的勢力范圍，孫立人、彭孟輯等迎接，老蔣劈頭第一句：“我此地安全嗎？”孫立人回答：“由我們保護，有什么不安全？”

　　蔣經國日記僅寥寥數語，自有隱諱，所隱諱的在《吳國楨八十憶往》中，多少可以找到答案。如果當初，陳誠在美國高壓和誘惑下，使臺灣“自立”，而拒絕蔣介石入臺，那么，這六十年臺灣的歷史全部都要重寫。

　　蔣經國來臺的一年時間內曾被陳誠嚴密監控

　　蔣經國隨父敗逃臺灣后，曾有大約一年的時間，一切行動皆被自家特務秘密掌控，處于“被保護的時期”。嚴密掌控蔣經國在臺行動的時間，大約是1949年8月起，至1950年他擔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以后，還延續了將近半年時間，到了1950年八九月間始告結束。

　　嚴密監控蔣經國的事是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干的，它的司令正是陳誠，此時的保安司令部保安處無所不管，已管得頭昏腦漲，應接不暇。可是還特別設立一個諜報組，負責對蔣經國在臺灣境內的一切，做24小時全天候的嚴密注意，隨時將所得情況研判后，以最機密、最速件呈報。

　　那時的蔣經國，在1949年6月左右來臺至1950年3月以前無官無職，僅以蔣公子的身份，為老蔣奔走，居處又不和老蔣在一起，出入自宅與官邸的行動更加頻繁。而給隨從者的任務需詳細地記錄下蔣經國在臺期間，每一天有些什么人到他的寓所看他，他曾與什么人一道同行出入寓所，他有沒有帶領什么人到官邸謁見老蔣，透過他的關系與老蔣見面的人背景是什么、意圖是什么等等，都在搜集之列，甚至通過秘密的接線監聽電話監聽到老蔣頭上。

　　陳誠在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中，屬于比較具有政治頭腦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想“脫離軍事與政治”，甚至離開蔣介石，但多少次“辭職”和“病休”后，竟還逃脫不了蔣介石的手腕之中。隨著蔣介石在臺灣地位的穩固，陳誠又是如何下決心，繼續效忠老蔣，直至1965年3月5日去世，成了千古之謎。

　　摘自《文史天地》(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