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31日，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強調，兩岸在涉外事務中避免不必要的內耗，有利于增進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對于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胡主席則首次明確表態，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的務實協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就臺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問題進行正式回應和表態，體現了大陸對臺的最大善意。

　　對于胡主席的這一善意，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也在1月6日予以了正面回應，認為胡主席的講話“針對我們提出的訴求做了一些具體響應”。但對此談話在政策上的涵意，則還需進一步了解。

　　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關鍵，正如胡主席所指出的，是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結果或情勢。而要避免造成如此結果或情勢，在考慮和安排臺灣參與國際空間的相應事項上，就一定要注意事項所涉及到的相關法律問題，預先做好相應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只有預先做好法律風險控制，才能“防患于未然”。

　　臺灣在謀求“參與國際空間”問題上一直也打“法律牌”

　　1993年，臺灣當局首度唆使“盟國”在聯合國提出所謂“臺灣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此后，在接下來的14年中(截至到2007年)，盡管屢屢受挫，臺灣當局依然“屢敗屢戰”，先后以“臺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雙重)代表權”、“臺灣/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臺灣加入聯合國”等不同的名稱和議題形式，試圖打開一條通向聯合國的“道路”。

　　馬英九成為臺灣地區領導人后，為改善兩岸關系，作為體現其善意和靈活性的策略，相應地也體現在操作臺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上。他一改前任“加入或重返聯合國”的訴求，而代之以臺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活動”這樣的訴求。胡主席的上述表態，正是對這一訴求的回應。

　　無論是陳水扁也好，馬英九也好，他們在操作相關議題的時候，借助的均是法律形式，是以法律面目提出來的。無論是“加入”議題、“重返”議題，還是“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議題，其標榜的旗號，都與“聯合國會籍普遍性問題”、“人權的普遍性問題”等息息相關。而這些問題，從法律角度來看，均與對《聯合國憲章》及聯大1971年所通過的第2758號決議的解釋息息相關，因而本質上屬于法律解釋的問題；從純理論角度來看，是可以在法律框架內解決的。臺灣當局通過法律上的“造勢”，試圖在國際范圍內爭取媒體、政要和普通民眾的支持與同情，并最終達到目的。為使自身的訴求更為有效，在法律上更具誘惑力，還曾經專門為此于1993年在美國紐約召開所謂的“中華民國與聯合國”的國際研討會，廣泛地尋求國際學者的建議和策略。從這個意義來看，臺灣在謀求自身的“國際空間”問題上可謂頗費心機。

　　加強法律應對是避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最佳選擇

　　到目前為止，對于臺灣當局的上述議題，特別是對于2008年以前的諸如“重返聯合國”、“加入聯合國”、“臺灣和大陸在聯合國的雙重代表權”等議題，我們的應對，基本上主要集中于政治層面，強調聯大第2758號決議已經在“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已經徹底解決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但對于該決議如何在“法律上和程序上”解決了此問題，至少從法律論證的角度來看，還應該予以足夠重視。加強法律應對，增強自身立場在法律上的說服力，無疑更有利于我們在國際舞臺上與“臺獨”所作斗爭的有效性。

　　對于馬英九所提出的臺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活動”的議題，我們在積極回應和應對的時候，無疑更需謹慎。馬英九的提議，是在兩岸關系大為緩解的背景下提出的，因而從表面來看，這一提議似乎體現了臺灣當局所釋放出來的善意。但這一提議背后的兩個關鍵因素，卻不容我們在任何程度上忽視：(1)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法律性質。聯合國專門機構是“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參與主體均為主權國家。如果允許或同意臺灣參加這樣的專門機構，將在事實上導致“一中一臺”、“兩個中國”的結果；(2)馬英九在對大陸體現出善意的同時，還面臨著島內各種力量的制約和監督。一旦他在涉及到兩岸關系的問題上“走的太遠”，他將不可避免地面臨多重壓力。在這一背景基礎上，我們有必要考慮到他在提出此問題時的更深遠“用意”。

　　實際上，從法律上解決臺灣“國際空間問題”的關鍵，追根到底，還是取決于兩岸對《聯合國憲章》相應條款及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認知和理解。如何謀求兩岸對上述文件的法律含義獲得一致的認知，并使這種認知具有堅實的法律和國際司法實踐基礎，從而使其能夠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支持，這是我們謀劃解決臺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出發點和基礎。如果缺乏對這個問題的深遠思考和縝密安排，而只是單純地基于善意就草率地在政治上做出相應承諾和安排，將極有可能在未來使問題更為復雜和棘手，從而不利于臺灣問題的真正解決。

　　作者：宋杰 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