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6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6月16日發表文章說，盡管促請兩岸高層直接接觸的呼聲和愿望隨之高漲，但兩會畢竟是目前既能模糊相互定位等政治歧見，又能延續歷史成果，進而開啟美好未來的最好機制。兩會在相當長時期內還是無可替代的。

　　文章摘錄如下：

　　6月12日，海協會會長陳云林和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在北京舉行正式會談。自1998年10月汪辜會談后，兩岸官方授權機構的正式接觸業已中斷近10年之久。因而此番兩會復談，不僅成為兩岸四地乃至海外華人的關注焦點，亦為世界輿論所廣泛矚目。

　　過去十年間，是大陸經濟勢力迅速崛起、綜合國力顯著提升的“黃金十年”。全力推進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繼續全面擴大對外開放，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改革，使得這個基礎薄弱、包袱纏身的大國實現了社會穩定中的快速崛起，不僅國內民眾普遍獲益，整個東亞乃至全球經濟都受惠良多。

　　10年前，臺灣仍以“亞洲四小龍”之一自傲，經濟建設上的“臺灣奇跡”成為其對抗大陸的旗幟和資本。頗具戲劇意義的是，10年后的今天，當島內各派以臺灣“民主轉型”的所謂政治奇跡沾沾自喜、引以為傲時，朝野糾斗、族群撕裂、政權空轉、權力腐敗等民主政治的副產品瘋狂滋長，民眾政治上翻身作主的驚喜轉瞬間化為無盡的怨懟和憤怒。

　　更為重要的是，臺灣當年賴以自豪、足以向大陸炫耀的經濟奇跡，優勢喪盡，江河日下，經濟增長停滯，內外債臺高筑，民生福利銳減，讓曾經沉浸在民主大夢、獨立迷藥中的臺灣民眾幡然醒悟：沒有兩岸的和平發展，臺灣就不可能走出困境，更不可能有美好未來。

　　站在如此歷史坐標上看兩岸關系的反復歷程，我們才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海協會、海基會兩會談判中斷十年，從現象上看，乃是島內獨派肆意蠻干、麻煩不斷，大陸強壓怒火、忍無可忍所致。但探究深層原因，乃在于島內被壓抑多年的民眾主體意識和地區認同，在政治轉型期被撩撥、激發、釋放和惡意利用，而崛起的大陸在擺脫舊思維束縛，理解、容忍、包容進而牽制、引導島內上述民意變化過程中，終究不是一蹴而就，甚至也會有波折反復。

　　回想當年兩會成立的初衷，就是謀求建立一個居于官方和民間之間，或曰民間其表、官方其里的兩岸和談機制。其功能不外如下兩點：一是官方意見的傳輸器；二是民間交流的加速器。

　　由于當時兩會領導人都具有資歷深厚、閱歷豐富、德高望重的特點，兩會的功能其實已經不止上述兩點，還具有另外兩種重要功能：一是官方兩岸政策的高級咨詢、顧問機制；二是兩岸官方對立、對抗的緩沖、平衡機制。

　　盡管15年前汪辜新加坡第一次會談成果顯著，使得兩會的前三項功能得以初步發揮，但由于1999年后兩岸政治關系惡化的大背景下，臺灣官方刻意讓“委”(即陸委會)、“會”(即海基會)兩立并拉開距離，甚至讓海基會邊緣化；而大陸對臺政策部門則在決策、執行、咨詢方面三位一體，甚至角色混一，最終使得兩會作為民間交流加速器特別是兩岸關系緩沖、平衡機制的功能落空。這應該是過去10年里兩岸關系的最大教訓之一。

　　正如許多觀察者所注意到的那樣，如今復談的兩會不僅在總體氛圍上與當年迥異，其構成更同當年汪辜主事時期有很大區別，如現今兩會領導人資歷、威望與當年稍遜，卻是政策、技術特別是操作執行方面的行家里手。

　　這種變化既是時代變遷的自然產物，也是因應形勢變化所必需：盡管兩岸仍在理念、意識形態、相互定位及具體政策層面多有不同，甚至存在深層矛盾和對立，但畢竟謀求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已成雙方的最大默契和共識，不管是出于機會主義驅使還是長期戰略考量。在此宏觀背景下，兩會在政策、技術的務實創新以及操作、執行的靈活把握上，的確要求更高、更迫切。

　　此次兩會復談在包機直航、陸客赴臺等議題上順利取得成果，但在樂觀的同時，仍需冷靜直面可能遇到的難題：比如如何確保兩會同各自委(陸委會)、辦(國臺辦)之間既分工合作又保持適當距離，從而充分發揮兩會在官方、政黨和民眾之間的緩沖、平衡功能，以及如何使兩會商談機制化、具體化，進而推進官方直接正面接觸、對談等。

　　盡管促請兩岸高層直接接觸的呼聲和愿望隨之高漲，但兩會畢竟是目前既能模糊相互定位等政治歧見，又能延續歷史成果，進而開啟美好未來的最好機制。因此，雖然面臨上述難題，也面臨人們這種高漲的“取代”、“跨越”愿望，但兩會在相當長時期內還是無可替代的。(張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