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25日電 臺灣《聯合報》今日刊文說，領據特別費究竟是公款或屬私款性質的“首長實質補貼”，是檢審間重大爭執點，更將重大影響未來偵辦類似案件的結果。臺“最高法院”24日對馬英九特別費案的確定判決，認定這并不是“首長”法定薪俸以外的“實質補貼”，影響深遠。

　　判決指出，領據特別費是公款，使用上須符合因公招待、饋贈及相類的酬應、獎賞、捐輸等目的，不得做為私用。從二審判決所認定的事實可知，“行政院”于1952年建立特別費，特別費全部須檢據核銷，直到1973年因“首長”有無法取得單據的困擾才改彈性處理，特別費半數需單據，半數無須單據(以領據具領)，直到2006年再改為全數需單據列報。

　　二審將領據特別費認定是“定額概算型的費用”，“最高法院”則認為特別費是公款，均不得私用，不是特別酬庸，也不是實質補貼，二審的見解雖有瑕疵，但不足以推翻馬英九不構成貪污犯罪要件的結果，因此未撤銷原判決。

　　至于馬英九以領據列報的特別費，是否須申報所得稅及申報財產；“最高法院”則認為，這和馬英九是否貪污沒有關系，也不能作為檢察官上訴的理由。

　　該文指出，“最高法院”判決也指出，檢察官指摘二審判決“首長以領據具領特別費后，特別費已喪失公款性質，而屬于具領的首長所有”，這只是二審用語的瑕疵，不足動搖原判決結果。

　　此外，“法務部”就特別費屬實質補貼的見解，“最高法院”認為是全臺最高法務行政機關(“法務部”)的法律意見，不能用來認定馬英九有無被訴貪污犯罪的證明文書；二審判決雖然誤認該項意見有證據能力，但未用于認定事實，不會影響判決結果。

　　兩新見解 其它涉案人能受惠？

　　此外，臺灣《中國時報》分析稿件指出，“最高法院”從回復特別費設立本旨立論判馬英九無罪定讞。受矚目的見解，是法官衍生、擴充特別費的“因公”支用的范圍，使“首長”不僅可因“公務”所需支用特別費，也可因“公益”所需捐輸特別費。其次，是法官厘清特別費設立本旨，所謂“特別酬庸”或“實質補貼”作法，是陋習，并非行政慣例或行政習慣法。

　　“最高法院”所揭示的兩項見解，所拓寬的路，雖然不如“特別酬庸”或“實質補貼”可以私用那么寬廣，但對于審判中、偵辦中的朝野二百位高層政治人物，仍有其積極影響意義。

　　文章分析說，首先，談特別酬庸或實質補貼說，有本質與“首長”誤認之別。“最高法院”是厘清特別費的本質不是“特別酬庸”或“實質補貼”，固然斷了一條“特別費大赦”之路，但并未阻斷“首長”積非成是的誤認、無違法性認識的無犯罪故意之路。其次，“最高法院”將“因公”的定義，由“公務”擴充至“公益”，范圍大多了。

　　一般“首長”使用特別費大都用在因公務所需的招待、饋贈或獎賞，但甚少用在“公益捐輸”上，馬英九大概算是罕見的特例。

　　如今，“最高法院”拓寬這么一道門，究竟有多少涉案“首長”能夠適用，還很難說。不過，門寬多了，確是事實，若再參照上述積非成是的無違法性認識，即使無法完全解決特別費案爭議，至少能提供審判中、偵辦中案件的衡量準則。

　　該文說，本案不論是檢察官疏于研究如何上訴三審，還是迫于綠營輿論壓力虛應故事，上訴攻擊乏力確是事實。此一事實，導致“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所回應、闡述的特別費相關見解，也受了相當限制。

　　因此，假若“最高檢察署”甘服“最高法院”，愿意奉此為圭臬，作為偵辦準則，一切皆休；若有不服，爭端勢必再起。更嚴重的是，“最高法院”是以程序性判決本案，并非實體判決，也就是說，馬英九案的確定判決并非“最高法院”，而是“高院”。“檢察總長”即使有意提起非常上訴，以統一法律適用，也只能針對“高院”判決提起，因此，此路可說走不通了。

　　剩下的途徑，只能期待日后“最高法院”另一庭審判另件特別費案了。即使如此，屆時另一庭的見解是否相同，也是未定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