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17日電 臺灣《聯合報》今日社論指出，蔣經國親自主導臺灣解嚴為繼任者開路，顯示了他的善意與苦心。但解嚴后的臺灣幾可謂毀于李登輝之手。原文摘錄如下：

　　解嚴二十周年，蔣經國的角色引發討論。蔣氏解嚴是響應戒嚴三十余年來的內外壓力，有其被動性，這一點應無爭議；但蔣氏解嚴亦是出于他的責任心與使命感，有其主動性，此點亦無疑義。

　　古今中外的諸多類似事例中，許多人處在與蔣經國相似的地位，卻作出完全相反之抉擇者比比皆是。蔣經國決定解嚴，且解嚴之所以能成為“和平革命”，主要亦是因他在經濟、政治、教育、社會各方面已經完成了厚實的前置作業所致。

　　如今回顧，蔣經國立意解嚴，并為解嚴作準備，其軌跡十分清楚。例如：一九八五年(注：李登輝任蔣副手第二年)，蔣經國在接受美國《時代雜志》專訪時即宣示“蔣家第三代不能也不會繼任”，緊接著接受美國《新聞周刊》專訪再宣示“會在完成‘國家’法令修訂后，宣布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其間又將王升及蔣孝武等相繼外放，這些皆可看出蔣經國精心部署的決志與步驟。

　　蔣經國的部署，亦包括了拔擢李登輝。今人對蔣李當年的關系頗多猜臆，甚至有人認為，蔣當年并非屬意李作繼承者。此種論調或許是在為蔣氏錯用李登輝作修飾，但是，此種說法其實亦貶損了蔣經國欲為臺灣族群問題尋求出口，及欲為政治轉型籌備條件的誠意與苦心。李登輝后來的一切應由李登輝自己負責，不能倒果為因。

　　如今，主流見解皆認為，若非蔣經國親自宣布解嚴，解嚴即不可能實現；連李登輝也承認，若非蔣氏在生前宣布解嚴，確立了大方向，“就算我可能也無法推動民主化”。然而，還有一點不宜忽略者，蔣經國以李登輝為副手，實質上完成了在統治主體族群換軌的預備工程，這也是一件非蔣經國親手主導即不可能辦到的大事。

　　七十年代開始，蔣經國已將“本土化”懸為公開路線，即所謂的“吹臺青”。一九七六年，“臺獨”人士以郵包炸彈重傷“省主席”謝東閔，即是在干擾蔣經國的“本土化”路線；但蔣經國卻仍在一九七八年將炸斷手、炸傷眼的謝東閔擢舉為副手，即在展示其決志。至一九八四年，謝東閔任滿，蔣經國又擢舉李登輝為副手，這當然顯示副手是“臺灣人”的政治軌道已經鞏固。李登輝時僅六十歲，蔣氏將李置于身旁，輔導甚殷，李亦參贊甚多，因而日后李自稱畢業于“蔣經國學校”，更尊蔣經國與上帝同為其“導師”。故而，若謂當時已為病體所苦的蔣經國，心中沒有以李登輝為繼承者的意念，或沒有親手將職位交給“臺灣人”的政治規劃，這類說法對蔣經國恐失公道。

　　豈料李登輝卻從制定“國統綱領”一路變化至“正名制憲”；從“大家皆是新臺灣人”，一路變化至“只有主張臺獨者始是臺灣人”。蔣經國或許認為，李登輝的“臺灣人”身份可以引導族群融合，李登輝椅子坐三分之一的沉潛亦堪忍辱負重；誰知李登輝最后竟然走上撕裂族群，及“黑金毀憲”的絕路。這一切的一切，皆不是因蔣經國選了一位“臺灣人”作繼承者所可能導致的必然錯誤，而是因竟然挑上了心術不正的李登輝。

　　可以這么說：如果蔣經國未親自宣布解嚴及開放赴大陸探親，必使后繼者陷入極大困境；而蔣經國既宣布了解嚴與探親，后繼者無論是不是李登輝，皆可繼承蔣的政治遺產。但后來解嚴后的臺灣竟被導入今日的兇惡情勢，卻絕非蔣氏的初衷，而是李登輝無可逃逭的歷史罪咎。

　　探討戒嚴與解嚴，蔣經國有功有過，但不是“賣臺”集團。他選擇一位“臺灣人”作為他的繼承者，并親自主導解嚴為繼任者開路，尤其顯示了他的善意與苦心。至于繼任者李登輝竟然變成了今日的政治妖孽，又使“國家”破敗至此，這也不是因李登輝是“臺灣人”，而只因李登輝是李登輝。

　　蔣經國成就了解嚴，但解嚴后的臺灣幾可謂毀于李登輝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