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2日電 近年來，“搞過頭的社會”(society of excess)已成了美國當今的觀察與分析觀念。所謂的“搞過頭”，指的是無論政治、宗教、媒體、經濟和社會，只相信權力最大，所有的紀律、行規、自我節制和規范，則都視若無物。于是，愈來愈大的濫權及因而造成的荒唐離譜遂告不斷。用美國人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布什所謂的“我們將盡可能的走到最遠”！今日出版的香港《明報》刊登署名南方朔的文章《臺灣——一個搞過頭的社會》指出，而“搞過頭的社會”這種景觀在臺灣社會其實是更加倍的一幕幕在上演著。

　　如下是該文摘要：

　　我們遂看到各式各樣“搞過頭”的現象，因此，“搞過頭的社會”，乃是規范與紀律被政治和金錢權力所穿透，是非慘遭踐踏的無序社會。而當然，媒體在這種社會的形成中也扮演了一定的推助角色。當媒體失去了古典第四權的價值守護角色，而愈來愈像是個商業機構，則它自己就會加入那個“搞過頭”的行列，美國普利策新聞及攝影獎出過多少假造的丑聞，即是例證。此外，我們也還發現到，當媒體商業化后，它還產生一種將丑聞及濫權事件“八卦化”的功能，“八卦化”可供談助消遣，但卻模糊了公是公非的焦點，這也是當今的“搞過頭”愈來愈難激起義憤，反而讓人在倦怠中漸趨冷漠無力的原因，而“搞過頭”的現象也就更加的肆無忌憚一路走下去。

　　而“搞過頭的社會”這種景觀，在臺灣社會其實是更加倍的一幕幕在上演著。過完農歷春節迄今，臺灣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無論政治上的“逢中必改”和“批蔣”，一直到“國家語言發展法”和“第二共和憲法”；司法上的一舉調整37名檢察官人事；再到政策上諸如經濟環評要由一至兩年縮短為6至8個月；要把臺視的日資勒令交給某家綠色媒體；再到“檢察總長”陳聰明多次會晤“御醫”黃芳彥，“行政院新聞局長”居然直接介入臺視日資轉讓的操作……所有的這些事情，無一不是“搞過頭”——要把臺灣的“政治內戰”搞過頭，也要把臺灣的整個體制全部清一色的“御用化”。不擇手段之權力欲望乃是“搞過頭的社會”形成的原因，而整個2007年，臺灣除了拼命“搞過頭”之外，其實已不可能有新的戲碼，而臺灣真正的浩劫因素，也將因此而被埋下。

　　其實，臺灣任何稍識政治的都知道，2007年乃是政權保衛的關鍵年。由于政權的保衛缺乏了政績做為支撐，在“撇步”上把它搞到最極端，遂成了勢所必行的唯一法門。這些“撇步”大體可分為三：一是將臺灣的“政治內戰”極大化；二是全面掌控司法這個工具，做為政治上必要的武器；三是盡量向財團招手，營造氣氛。于是，圍繞這些“撇步”的“搞過頭”即告出現——而論“搞”，這個字其實并非中原字和中原音，趙元任先生在臺灣商務印書館所出的演講集《語言問題》里早已有過討論，杜正勝該找來讀一讀！

　　因此，“逢中必改”、“批蔣”、“國家語言發展法”和“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這些都是在搞“政治內戰”，藉著把問題“搞過頭”，而將一切的臺灣問題全部簡化成“族群敵我”問題，并藉以掩蓋其它具體的政績、民生、治安問題。而臺灣媒體所未曾注意到的，乃是“國家語言發展法”其實乃是為廢漢語漢字，替河洛話的羅馬拼音化走出過渡的第一步；正如同“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雖頂著“中華民國”這個帽子，但這個帽子乃是暫時性的過渡，否則就不會這邊頂著“中華民國”這個帽子，而另一邊卻又“逢中必改”了。反正任何可以搞“政治內戰”的題目，都會在往后這一段時間無所不用其極的“搞過頭”。問題只是這種伎倆早已行之已久，邊際效用已漸，于是遂有了最關鍵的調動檢察官、控制司法的“搞過頭”。

　　眾所周知，臺灣無論“憲法”、檢調、審判，在許多人的眼中都只不過是工具。而掌控檢察系統，一到選舉就可對敵營展開諸如買票賄選之調查，而讓對手落選。這種以檢察系統來變相助選之事，陳定南當“法務部長”時即曾牛刀小試，效果斐然。這次施茂林甘冒天下大不韙而大舉調動檢察官，在操盤者的算計里，為選舉而已。它和“新聞局”操作臺視股權，同屬“搞過頭”的現象之一。T臺制造假新聞，當然是媒體的重大恥辱，這也是一種“搞過頭”，但與有權者操控司法及媒體，以及“檢察首長”私會“御醫”通風報信傳達指令相比，只是大巫小巫之差而已。這與環評縮短時程為公司護航這種“搞過頭”相同，也是在為選舉服務。

　　美國這個“搞過頭的社會”，已使得美國國民付出慘重的代價，包括國際形象嚴重受創、國家資源配置失當、普遍人民福祉受損、整個美國在人權與秩序上亦嚴重倒退。而臺灣目前正在無所不用其極的“搞過頭”，則是半個多世紀以來臺灣最大規模的倒退，臺灣其實正加速走在“法西斯化”的方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