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5日電 2004年，臺灣知名電影人侯孝賢焦慮地從電影創作一腳跨進政治參與的第一線，還差點要參選“立委”。他拍攝了生平一部紀錄片“那一夜，侯孝賢拍族盟”，片中表達出他對政治人物激化族群對立的憂慮，以及對族群融合的期待。

　　事隔四年，這部承載深厚使命的紀錄片沒有太多人知道，“要電影文以載道，拍起來不容易，我也不想拍。我才不載道，我自然就載道了…。”侯孝賢依然關注公共議題，但面對電影創作，他回歸到原來的“直覺”。

　　以下是臺灣《聯合報》的訪問內容：

　　臺灣人，還說不清楚自己的好

　　侯孝賢總是直言不諱。當《海角七號》大賣，社會燃起對臺灣本土片振興的期待，但他認為，振興臺灣本土片需要兩岸三地合作，至少要有二十個導演站上一線才有力量；《海角七號》與當年《悲情城市》意外為地方觀光帶來熱潮，侯孝賢卻指陳，島內基層公權機關欠缺完整的規劃，反導致九份風貌破壞殆盡。

　　“為這些地方帶來人潮，不是不好”，侯孝賢以歐洲為例、反觀臺灣解釋，“巴黎、羅馬的外殼很重要，哪怕只剩一面墻，都要保留、招牌也要限制，保留整個樣貌，才可喚醒人對于那個時代的直接感受。像樂生，捷運要蓋大型停機場，樂生這一塊當然能包含在其中，而且一定很屌！這才能讓人感受到什么是樂生、什么是痲瘋？因為無知而扭曲對疾病的認識，透過保留樂生，一切都可以變得很具像。”

　　侯孝賢認為，臺灣的問題出在，當“政府”高喊拼觀光時，卻沒有長期規劃和認知，口號成了表面文章。

　　侯孝賢好友、大陸知名畫家陳丹青造訪過臺北，形容臺北是個“溫良恭儉讓”的地方。侯孝賢說，很多外部的人都是透過電影來認識臺灣，來了臺灣之后，真的喜歡臺灣，反而是臺灣人還說不清楚自己的好，“我們累積了很多文明視野，只是自己從來不知道如何去說明白，我們還無法為自己的城市說清楚。”

　　人文素養的養成，來自教育

　　面對類似九份被炒熱之后的人文景觀問題，侯孝賢強調，這并非一開始拍片時所想到的狀況。“拍片要回到直覺判斷才好，相信直覺就是相信自己，你不可能拍出一個連自己都無法通過的東西啊。”

　　當現實狀況和創作動機有了落差，甚至社會對于“導演”有著過多期待時，侯孝賢倒是顯得坦然，“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只能像傳教士一樣，嘮嘮叨叨去說，但是電影不可能去負載這些東西，你期待我帶一堆人起來革命嗎？不可能嘛。”

　　進入李行的片場工作，為侯孝賢開啟了電影生涯。在踏入電影工作之前，侯孝賢僅當過八個月的業務，之后除了電影就再也沒碰過別的工作。

　　現在人人眼中的“侯導”，從影已逾三十年。侯孝賢深厚的電影實力，是建基在年輕時從編劇、副導做起，一個職務一做就是七、八年，且每部片子都賣座，才逐步累積出今天的成就。面對現在臺灣的電影困境，侯孝賢憂心的并非“沒有導演”，他說，“臺灣新銳導演前仆后繼，厲害的不得了，這十年來一直有這股力量。”他擔憂的是，近年來由于數字化讓拍片門坎降低，人人都可以拍、大家都沖得很快，“人文素養”才是關鍵。

　　侯孝賢明白指出，人文素養必須從教育做起，而教育又必須從小做起。他認為，臺灣政府與文化單位應該“要拼了命”去為小朋友制作電影，讓孩子每周可以看一兩次電影，電影不需要講解，當娛樂就好，等孩子長大，到了大學、出了社會，就會多了一份鑒賞力，假使影像這樣做，文學、美術、音樂都這樣做，居民素質怎會不好？即使是念理工的學生也都會很厲害。

　　但侯孝賢也清楚知道，這種需要長時間耕耘的“拼命政策”，受限于臺灣當前的政治和選舉文化，換一個朝代、政策就變，“這必須要仰賴文官體制，可以不管上面改朝換代去做”。

　　年過耳順的侯孝賢，關注公共議題的熱忱依舊。當媒體喜于捕捉他一兩句重話來針砭時政時，他也沒因此停下手邊持續著屬于直覺的電影創作。他堅持創作不載道，關心社會的方式就留給自己“嘮嘮叨叨”的性格來實踐就好。也因為分清楚了兩者的界線，侯孝賢在藝術成就深受國際肯定之際，還不忘繼續像工人一樣，樸實地在社會底層續發揮力量。

　　撇除光環 侯孝賢：我的本質是藍領

　　“我感覺我是藍領，吃檳榔啊、抽煙啊，基本上我的本質跟他們(工人)是一樣的。”年逾耳順的侯孝賢，一身輕裝猶如鄰家大叔：夾克、運動帽、便鞋、雙肩背包，親和力十足。侯孝賢說，有一回他去爬山，巡邏警察喊他“阿伯”，他才驚覺：“我已經是阿伯的年紀了！”

　　“電影有光鮮的一面，可能變得很有錢、變成白領，但這是要看個人”，對侯孝賢來說，他寧棄舍光鮮那面，繼續維持“拍片的人就是勞工”的調性。也因此，曾有廣告商開出千萬酬勞希望他代言，都被拒絕了。沒有什么物質欲望的侯孝賢，常和本地勞工、外來勞工、性工作者團體“日日春”在一起，久而久之，這些人看他時，“都覺得我怎么跟他們一樣？”

　　為何會有這種自然而然在底層跟升斗小民站在一起的特質？“那是我的本質”，侯孝賢說。也是因為這樣的“搞怪叛逆”性格，侯孝賢的電影創作之路一路走來，都以描繪升斗小民的寫實風格著稱。

　　在接受專訪時，侯孝賢的第一句話便半開玩笑地嘲諷：“你們媒體不都這樣？就希望我們出現一些激烈的言詞。”隨后他便語重心長地解釋，媒體這樣的報道方式，有時反會造成社會莫大干擾。

　　實話實說的侯孝賢，對于商業利益、政治權力、媒體亂象，有著毫不留情的嚴峻批判，難道都不怕得罪人？侯孝賢一派輕松笑說：“他們都知道了啦，也不會隨便來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