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主革命時期，同祖國寶島臺灣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曾四次訪問或過境日本霸占下的臺灣島，在臺胞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勝利，曾激發起臺灣民眾一系列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起義；在他75年前3月不幸逝世時，期盼中國革命成功從而擺脫殖民統治的臺灣同胞，對他們十分崇敬的一代偉人，表達了深深的哀悼。

　　孫中山心系寶島

　　1894年，孫中山創建推翻清朝的革命團體興中會，翌年清朝政府甲午戰敗，把臺灣割讓給日本。兩年后，革命黨人陳少白向孫中山諫言：到臺灣去活動“以聯絡那里的中國人，發展勢力”。經孫中山同意，陳赴臺并在臺北秘密發展數名會員，于1897年冬建立了興中會臺灣支會。

　　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山東、直隸(今河北)兩省興起，孫中山乘機在廣東積極籌劃惠州起義。當年9月25日，他獨自從日本到達臺灣，在臺北新起町設立指揮所，從日本運送軍械、武裝人員和經費到祖國大陸，并擬“觀察華南局勢”俟機潛返內地；同時，他已在日本友人山田良政建議下，爭取到日本駐臺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協助。孫中山抵臺時，受到兒玉等日方官員的迎接。10月8日，孫中山在臺北指揮了惠州起義。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但也取得了活捉清將杜鳳梧、繳獲洋槍七百多支、子彈五萬多發的勝利，沖擊了腐敗的清朝封建統治。

　　兒玉源太郎等人所以愿意協助孫中山，一方面是八國聯軍侵華，清朝政權岌岌可危，日本政界對孫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抱有他們自己的目的和期望；另一方面，是企圖借用孫中山的聲望，幫其穩定在臺灣的殖民統治。但正當此時，日本政局發生變化，繼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不準臺灣總督與中國革命黨人繼續保持聯系，致使孫中山在臺擴展革命的計劃落空，不得不于11月10日離開臺灣，孫中山首次的臺灣之行，歷時44天。

　　1905年8月，孫中山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政治綱領，建立了同盟會。1910年7月同盟會臺灣分會宣告成立，成員曾發展到76人，因受日本當局的排斥與限制，分會成立4年后，被迫宣告解散。

　　辛亥革命勝利不久，軍閥袁世凱出賣革命，孫中山組織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后，從福州取道臺灣東渡日本。途經臺灣時，日當局畏懼孫中山與民眾接觸而掀起臺胞的民族情緒，因此警衛森嚴。孫中山為此悶悶不樂，短暫停留后即離臺。在臺北住過的“梅屋敷”旅社，現改建為臺北市國父史跡紀念館，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孫中山赴臺歷史遺址。

　　1918年，孫中山發動反對北洋軍閥專制統治的護法運動(即所謂“三次革命”)失敗后，再次由汕頭經臺北東渡日本。當時，他很想在臺北同臺胞會面，以宣傳自己的主張，喚起臺胞的民族意識，鼓舞他們的愛國精神。但日本當局用種種辦法阻止他同臺胞見面，而不得不于次日離臺赴日。

　　1924年11月，孫中山為貫徹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反對封建軍閥和國民黨右派分子的分裂活動，促成“國民會議”召開以共商國是，自廣州乘船北上，途中經停臺灣但未上岸。這是他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旅經臺灣之行。

　　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年出版的《臺灣省通志》刊載，孫中山在病中曾留言：日本必須放棄與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應在臺灣實行自治等。說他“雖在病中，仍念念不忘臺灣同胞，關心臺灣同胞的革命事業”。孫中山為中國民主革命鞠躬盡瘁以及他對臺灣同胞視為一體的關注，在愛國臺胞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臺胞尊崇和寄望的偉人

　　在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直接影響下，臺灣民眾自1912年至1915年，先后于南投、嘉義、臺中、臺南、苗栗和臺北等地，發動多起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暴政的武裝起義，遭到日本

　　殖民當局的殘酷鎮壓。僅1913年同盟會成員羅福星在苗栗發動的抗日起義，被捕者即達1211人。羅福星在慷慨就義前留下了大義凜然的“自白書”，其中有四句藏頭詩：“孫真國手著光唐，逸樂豐神入既章。仙客早貶靈妙藥，救人于病身相當。”每句第一字合成“孫逸仙救”。孫逸仙是孫中山的號，羅福星在臨刑前仍念念不忘孫中山，足見抗日志士對孫先生的崇敬和期盼。

　　1920年前后，在中國五四運動和世界新思潮影響下，臺灣知識分子密切關注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他們把臺灣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希望，寄托于中國革命的成功。20年代初出版的《臺灣新青年》刊物發表的一篇文章說：“若要救臺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欲致力于臺灣革命運動，非先致力于中國革命成功。待中國強大時候，臺灣才有回復之時；待中國有勢力時候，臺灣人才能脫離日本強盜的束縛。”文中所謂的“中國革命”，指的就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

　　1923年創刊于日本，后轉移到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發行的《臺灣民報》(周刊)，是當時臺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對民眾進行思想、文化啟蒙的重要喉舌。該報1925年2月出版的一期中，曾發表題為《革命領袖孫中山》的文章，詳細報道孫中山北上北京時受到民眾熱烈歡迎的盛況。在其后的一期里，又發表《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確》的報道，文中將孫中山同列寧并列為“世界偉人”，說：“去年(即1924年)我們的世上才失去了一位世界的偉人，俄國大革命家，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的偉人，中國的大革命家從此世奪去，那死神也未免太無情了”。文章稱頌孫中山“是站在泰山頂上大敲其警醒之鐘，把四萬萬還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說他“同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官僚打仗，屢撲屢起，愈窮愈強，其百折不撓的精神，實為中國所絕無而僅有。”

　　由于受到孫中山革命行動、理論學說和人格魅力的影響，一些臺胞擺脫了日本殖民統治，從臺灣回到祖國大陸參加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如世居臺灣的霧峰人林資鏗，在甲午戰后變賣臺灣家產，遷居廈門鼓浪嶼并恢復了中國國籍。林對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稱帝深為氣憤，遂以家產資助孫中山并參加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前身)，曾任國民革命軍閩南軍司令，后任大元帥參軍、孫中山侍從武官和大本營參議。1925年在閩南被軍閥孫傳芳部下殺害。又如臺北人李友邦，1924年入黃埔軍校第2期，畢業后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北伐戰爭。另如1926年底，曾有一些臺灣青年從日據下的臺灣來到祖國大陸，集聚于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廣東，成立“廣東臺灣學生聯合會”，后改組為“臺灣革命青年團”，號召臺灣青年參加祖國的革命運動，以達成打倒統治臺灣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目標。

　　“哭望天涯吊偉人”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的噩耗傳到被日本占領達30年之久的臺灣島，引起臺胞一片哀慟。《臺灣民報》發表社論《哭望天涯吊偉人》，說：“西望中原，我們禁不住淚泉滿面了。”該刊不懼日本統治當局之忌，公開表露出中國人悲從哀來的真情。

　　臺北民眾團體也立即籌措召開追悼會。當時，日本第10任駐臺總督伊澤多喜男不敢公然禁止追悼會的召開，便設法刁難和限制，日本警察傳訊民眾團體主事人，將追悼會的三項內容取消，即禁止朗讀悼詞，禁唱悼歌，不準演說。

　　但胸懷祖國、不畏強暴的臺灣同胞，于3月24日晚在臺北文化講座(現為臺北市貴德街第9號、10號水門一帶)，召開了規模盛大的追悼會。民眾團體臺灣文化協會的評議員施至善首先致詞，文協理事王敏川敘述孫中山生平，繼由臺灣新文學運動奠基人、《臺灣民報》編輯張我軍介紹孫中山臨終情形。會上致詞的民眾團體有臺灣有志社、臺北無產青年會、臺灣文運革新會、臺北青年讀書會等。

　　被日本警察禁止宣讀的悼詞，是由張我軍用白話新詩形式寫成，共50行485個字，強烈表達出臺灣同胞熱愛祖國、關心中國革命前途和崇敬孫中山的心聲。詩中寫道：

　　唉!大星一墜，東亞的天地忽然暗淡無光了!……消息傳來我島人五內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樣，西望中原禁不住淚落滔滔了。……中國的同胞喲!你們要堅守這位已不在了的導師的遺訓：革命還未成功，同志尚須努力哪!先生的肉體雖和我們長別了，然而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義，是必永遠留著在人類的心目中活現。先生的事業，是必永遠留著在世界上燦爛!

　　被臺胞尊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為追悼會寫了挽聯：“中華革命雖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統雄心傷未達；東亞聯盟不能實現，長使天驕跋扈，九泉遺恨定難消。”

　　從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至1929年6月南京中山陵建成舉行“奉安大典”為止，臺胞每年3月12日都要舉行悼念活動。1927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兩周年時，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曾發表《敬告中國同胞書》，表示臺胞要認清時潮，急起直追，來參加祖國的革命，加倍努力實現孫中山的理想。在提出的口號中有：“臺灣的民族是中國的民族!”“臺灣的土地是中國的土地!”“孫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中國革命成功萬歲!”等。

　　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主革命時期心系寶島臺灣，而日本統治下的廣大臺胞對孫中山懷有深切的期盼和熱愛，這反映出臺海兩岸中國人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骨肉深情。在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75周年的日子里，臺海兩岸同胞不應忘記這段重要史實。(炎黃春秋 作者：何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