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過臺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的巫和懋教授，是首位因“賽局理論”(也稱“博弈論”)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肯尼斯·亞羅教授的學生，也是臺灣最早鉆研“賽局理論”的學者，可稱為研究“賽局理論”的“臺灣第一人”。

　　14年前，在美國呆了17年的巫和懋幾乎是被“三顧茅廬”地請回了臺灣。回臺后，巫和懋成為“臺灣經濟學界‘新四人幫’”之一，他在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系EMBA的課，企業家們搶著上，座無虛席。

　　2006年夏天，巫和懋再度收拾行囊，離開臺北，來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開始了在大陸的執教生涯。

　　他為什么選擇來北大？一年多來，他有什么樣的心路歷程？對兩岸的學術交流等又有什么樣的思考？就這些問題，記者日前采訪了這位著名的經濟學者巫和懋。

　　為了理想到北大任教

　　記者：14年前，您從美國回到臺灣，如今又決定來大陸，島內傳出“北大高薪挖角”等說法，但您很少去回應，您的真正想法是什么？

　　巫：美國的薪水是臺灣的3倍左右，我放棄美國的高薪回臺灣，那不是為了臺灣的薪水。去年我到北大來，也不是為了北大的薪水，而是為了一個理想而來，當時回臺灣也是為一個理想而回。

　　記者：兩個理想有什么樣的不同嗎？

　　巫：這個理想就是想在經濟問題的研究上做一些事情出來，希望不只是象牙塔的研究，而是希望對人民的生活能夠有所改善，所以我回臺灣后也參與政府政策咨詢。另外，我也想訓練好的學生，我在美國教書那么多年，訓練的學生是美國人，我有失落感，所以我當時想要回臺灣。去年會來大陸也是同樣的想法，一方面，想要了解大陸經濟政策的未來走向，只有在大陸才能更了解，同時，也是希望訓練一批新的人才出來。

　　另外，臺灣發展的很多經驗跟現在大陸碰到的很多問題有相通的地方，有些經驗可以作一些參考，我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定要關心社會，關心經濟政策的走向，盡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做的事情。

　　臺灣學生小資 大陸學生實際

　　記者：您在兩岸都有豐富的執教經驗，您覺得兩岸的學生之間有什么需要彼此學習的？

　　巫：臺灣的學生有可愛的地方，會比較自由思考些，常常很多學生有小資心態，完全追求自己的興趣，不在乎以后的報酬是什么。他可以為了興趣去學一個冷門的學科，為了興趣會把一個很象牙塔的研究繼續下去。這在大陸學生身上是比較少看到的，大陸學生比較想看到立刻的效果，實際得多，可是在做學問上面，有時候不能太追求實際。為了興趣說起來是有點空洞，可是實際上它是一個對知識渴求的表現，我覺得這個在大陸學生身上比較需要。這也是為什么臺灣的學生創造性比大陸學生強的原因，因為創造性跟追求知識、好奇心是連在一起的。

　　記者：但好像兩岸的學生都面臨一個就業的問題？

　　巫：當然，臺灣也有考慮實用的，但這個比例比大陸的少。再過幾年，希望大陸有更多的學生是為了學術的追求、知識的追求而讀書，不是為了以后多一個學位找工作比較容易而讀書。

　　當然，我覺得臺灣的學生很容易陷入小資情懷，為了自己的生活就把精力全花在上面，他應該有更大的格局，關懷的事情應更多，這樣才可以幫助他成就比較大的成果。

　　臺灣學者視野廣 大陸學者格局大

　　記者：您已經在北大任專職教授一年多了，而您很早就來往于兩岸，您覺得像您這樣的學者到大陸來有什么優勢嗎？

　　巫：大陸的同仁對中國經濟問題了解得非常深入，我學習的空間還很大，當然我們也有自己的角度。很多臺灣學者受過西方訓練，跟國際接軌的情況比較完全，他的視野包含了國際跟臺灣的經驗，或許對大陸會帶來更廣的視野，而且臺灣學者做研究都比較規范，這或許對大陸學者在國際觀、研究方法的規范化上會有些沖擊。當然，過來的人的個人情況不一樣，一般來說這兩個都是臺灣學者比較突出的特點。

　　記者：這也是臺灣學者到大陸演講、教學受歡迎的原因嗎？

　　巫：對，臺灣的老師與學生的距離比較近一點，臺灣也比較多元化，你要學生能夠加入你的討論，就必須拉近距離。倒過來說，大陸的發展對臺灣學者也有相當的沖擊。我來大陸最大的一個感受就是林毅夫(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編者注)這樣的學者，他的格局和關懷是相當大的，這對臺灣的學者是一個很大的沖擊。臺灣的學者跟學生有相似的地方，看的問題經常比較小，格局、關懷也不太夠。而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挑戰性非常高，牽涉的范圍也非常廣，問題非常大，非常重要，全世界都重視，這些都會沖擊臺灣學者研究的重要問題，包含整個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向，整個東亞的未來等研究都會有沖擊。

　　另外，我覺得大陸開始回去建筑中國傳統文化、尋找文化的基礎令我感動。我們從小就生活在儒家文化的教育之中，可是現在臺灣不太重視傳統文化，反過來大陸比較重視去思考整個中華文化以后要怎樣構成。我覺得怎么樣把中華文化建構成一種可長可久的文化，也是值得臺灣思考的，這些都會對臺灣有所沖擊。

　　希望看到大陸教授赴臺任教

　　記者：雖然有挑戰，但臺灣越來越多像您這樣的知名教授還是選擇到大陸任教，對此，您有什么樣的看法？

　　巫：這些年來，一直有臺商過來大陸，可這是一個經濟層面上的交流，你要跟人家交朋友到一定層次一定要有思想的交流，所以現在兩岸交流到了這個地步，就一定要加強更深層次的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應該是以后兩岸交流的主軸，而不再是經貿交流了。

　　記者：其實，您很早就來到大陸，在浙江大學、南開大學、清華大學都有擔任過客座和特聘教授，應該說，對兩岸的文化交流有許多切身的感受。依您看，兩岸在文化交流上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呢？

　　巫：文化交流要討論的東西相當廣泛，譬如說，怎樣定位以后的中華文化，什么東西應該重視，什么東西應該揚棄，要重新思考以后的走向，這些是很重要的。現在兩岸交流到了這個地步，真的有一天兩岸統一的話，很多要解決的問題其實在思想文化上，因為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是影響兩岸交流的重要因素，所以我覺得以后的交流會將文化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而且需要多花精神。看到臺商來大陸，老師、教授也來大陸，這是在經貿交流之后文化交流層次上應該出現的一個現象，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歷史發展的趨勢。當然，也應該看到大陸教授去臺灣任教，但是臺灣不允許，就像臺商可以來，但陸商不能去臺灣，這是比較遺憾的事情。

　　兩岸是一個非零和游戲

　　記者：“人生無處不權謀，生活處處是賽局”使得“博弈論”成為近代經濟學的“顯學”，尤其受到企業界的熱捧。您是臺灣最早鉆研“博弈論”的學者，通俗地說，“博弈論”有什么樣的作用？

　　巫：博弈論講的是人與人之間互動所衍生的策略選擇、戰略選擇問題，它可以沖突，也可以合作，很多的選擇受到參與者當時對整個博弈、整個賽局架構了解的程度的影響。可能一個比較沖突的場面經過清楚地了解之后，雙方或許可以走向合作的一面，就是說從雙輸可能走向雙贏。賽局理論這么多年的發展是在考慮沖突和合作，什么時候應該沖突，什么時候應該合作。但是，有時確實是沒有辦法避免沖突，特別是產業界，有時一定要征戰之后才能夠勝出，譬如沃爾瑪就把好幾家公司打敗了，獲得銷售業的冠軍，它走的是沖突的路子。當然，在很多的時候，也有合作的可能，就是在沖突中怎么樣獲利獲勝，不能將對方全部打死，譬如在一個產業里面同時有幾家存在的時候，他們怎么樣共存、合作下去，這就是博弈論中要討論的問題。博弈論涵蓋的范圍非常廣泛，不只是企業的競爭，還有個人的決策，甚至是國家外交這些方面都有博弈論應用的空間。

　　記者：按照您的研究，博弈論也可以應用到兩岸的競合當中，那您在兩岸都建言獻策，對于兩岸的沖突與合作，您有什么樣的思考？

　　巫：兩岸是一個非零和游戲(零和游戲是指一項游戲中，游戲者有輸有贏，贏家的獲利總額始終等于輸家的損失總額，游戲過程是封閉的且不創造任何價值，游戲的總成績永遠為零，所以稱之為“零和游戲”。編者注)，不是你死我活，它可能通過一定的安排，中間步驟的采取，走向雙贏。目前的情況是，拒絕雙贏的一方是臺灣方面，但是，還有別的空間存在，或許還可以通過很多的管道，試著讓雙方走向雙贏的局面。博弈論在這上面可以提供一定的思考，可以幫助雙方更理性地、更清楚地做出他們正確的決定。當然，必須對很多結果做一個很透徹的分析，像是對臺灣做一些決策，臺灣有很多的政論家、知識分子擔心，這其實就是一個調節互動的過程。問題是在臺灣，執政者和不清楚的民眾并不了解博弈的結果，如果博弈的結果能很清楚地傳達給民眾，讓選民多了解這個結果，這些可能就不那么容易操縱了。因此，還是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導報記者 陳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