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8日電 曹聚仁是一個在兩岸間的特殊人物，有說法稱他是當年兩岸的“密使”，其昔日著作《蔣經國論》在大陸再版發行，臺灣《中國時報》8日刊登一組報道，向讀者介紹了曹聚仁其人其事，報道中并根據多方人士的講述道出了當年些許“密使疑云”。

　　密使疑云？待兩岸公布完整史料

　　2003年初，大陸傳記文學作家葉永烈在日月潭旅行途中，在“涵碧樓紀念館”展示的《風云聚會涵碧樓：兩岸關系濫觴地》文史材料，發現一段不尋常的記載：1965年7月20日，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涵碧樓，聽取曹聚仁密訪北京報告……

　　葉永烈后來把“涵碧樓見聞”寫成文章發表后，引起廣泛回響，好像找到了曹聚仁擔任密使的珍貴“史料”。近年，網上文章也競相轉帖，涵碧樓似乎成為兩岸密使的“檔案館”。

　　不過，當記者向承建紀念館的“鄉林建設”查詢文獻依據時，鄉林副總經理應致德卻說，因當年的承辦人已離職，文史資料究竟依據那些檔案整理而成，目前已找不到原始的紀錄。

　　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也強調，根據國民黨檔案及可靠的“侍衛日志”，他可以肯定的說，1965年7月20日當天蔣介石并不在日月潭，而是在桃園大溪行館。

　　不過，邵銘煌說，蔣介石當天不在日月潭，并不代表曹聚仁就不是密使，原因很多，可能是曹聚仁記錯日期；或紀念館“出口轉內銷”，東抄西湊，參考未經證實的文章而來的。

　　長年關注其父親曹聚仁史料動向的曹景行認為，雖然無法證實涵碧樓記載的真假，但“侍衛日志”或紀念館文史，畢竟不是權威檔案，期待兩岸有關部門能公布完整的史料檔案。

    曹聚仁扮演密使的傳聞，半世紀以來，撲朔迷離。曹聚仁是否來過臺灣，見過蔣氏父子，始終未見明確的檔案，尤其，國民黨早年視曹為“左派文人”，處理密使檔案更戒慎小心。

　　相對的，大陸近年關于曹聚仁的史料已相繼問世。1998年，中共中央文獻室出版《周恩來年譜》，就出現曹聚仁的名字，使得曹聚仁在兩岸扮演的密使任務，得到權威的左證。

　　“1956年7月11日。(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上商議周恩來接見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曹聚仁的事宜。”

　　“1956年7月13日、16日、19日，(周恩來)先后由邵力子、張治中、屈武、陳毅等陪同，三次接見曹聚仁。”

　　《周恩來年譜》，絕對是權威史料，也是最正式的官方記載。曹景行就認為，周恩來當時是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商議接見曹聚仁，可見他父親從事的任務非比尋常。

　　曹景行回憶說，1956年，他母親帶著他北上和父親會面。“那年我才10歲，跟著父親見到邵力子等人，他們大人忙著開會，而邵力子和夫人，則陪著我們在頤和園附近爬山。”

　　根據《周恩來年譜》，以及周辦主任童小鵬的回憶，周當時在頤和園會見曹聚仁時，闡明“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聚仁曾試探性地詢問了周恩來，關于“和平解放臺灣”的談話究竟有多少實際價值。

　　周答稱：“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價值完全相符。國共兩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勝利。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一個月后，曹聚仁在他任職的《南洋商報》，向外傳遞了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訊號。

　　　《周恩來年譜》提供佐證

　　10月7日，周再次和曹會面。《周恩來年譜》記載，周回答曹詢問臺灣回歸后，將如何安排蔣介石。周說：“蔣介石當然不要做地方長官，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臺灣還是他們管。陳誠如愿到中央，職位不在傅作義之下。”

　　依據中共中央文獻，1956年起，曹聚仁應與毛周高層建立直接對話管道。1958年8月間，毛澤東曾接見曹，透過他釋放有關金門炮戰的策略。曹后來以“郭宗羲”之名對外發表獨家新聞，扮演了對臺傳遞訊號的角色。

　　曹景行認為，從史料可知，他父親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就成為國共溝通管道。他父親常以“燈臺守”自許，駐守香港，等待兩黨“床頭打，床尾和”，但等到貧病交迫的暮年，他父親終于留下“經國不愿當李后主”的話語。

　　1971年7月28日。曹聚仁在家書寫道：“國際局面變化很大，我這個燈臺守，只能癡漢等婆娘似的，等他們送媚眼來，只不知何日好事能成雙耳。最近幾年，怕的還得工作下去。我精神這么不濟，雙方都不讓我走呢！”

　　輾轉港澳，等候兩黨捎來信息的曹聚仁，最后還是沒有等到國共愿意合作的訊號。隨后，在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正常化出現重要端倪之際，國共合作的倡議，也就不了了之。1972年7月，曹聚仁病逝澳門。

　　曹聚仁的密使真相，仍待更多史料問世，才能探究那段神秘互動的年代。

　　曹家子女在《蔣經國論》重新出版之際寫道，蔣經國做事從來不留片紙只字，那么蔣曹最后交往過程，究竟還有那些事情，可能將成為“永遠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