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這座城市里，幾乎所有重要的公共場所，像國父紀念館前、捷運站口，都有慈善組織的人三五一組，胸前舉著募捐箱。市民放入善款，他們鞠躬，道聲“謝謝”。建筑評論家史建在四川地震后不久來到臺灣，看到的便是這番場景。9年前經歷過一場大地震的臺灣人，如今面對海峽對岸的災難，傾注了更多一分的關切。

　　此次臺灣之行，史建把一個重要的信息帶回大陸。臺灣民間已發起“臺灣支持四川災后重建行動聯盟”，準備將臺灣的“捐款、人力、經驗”三合一投入，為災區提供中長期的重建規劃與執行。

　　臺灣也曾有校舍之痛

　　臺灣人說，他們經歷過9·21，所以最能體會5·12。1999年9月21日凌晨，臺灣南投縣發生里氏7.3級地震，損失慘痛。9年后對四川地震的反應，“是民間社會情感的真實流露，要讓大陸人民感受到臺灣民間的能量”。

　　在臺灣建筑師呂欽文看來，最有意義的能量還在經驗一項。“臺灣數億的捐款在四川那么遼闊的災區，能修幾條道路能搭幾座橋？大陸又是人才濟濟，還缺工程師建筑師嗎？以臺灣的能力，最能發揮長遠意義的恐怕是在于我們從9·21重建過程中所累積的經驗。”6月23日,在北京的“臺灣9·21災后重建經驗分享研討會”上，他這樣表示。

　　作為9·21新校園建筑師合作社召集人，呂欽文介紹了臺灣震后學校重建的經驗，這便是“新校園運動”。所謂“新”，意味著多層面的變革。在設計上，他舉例說，重建方案力求突破原來較為保守僵硬的校園建筑形式，如強調情境和記憶的融入等。

　　更重要的是，這一波運動所引發的一些機制上的變革，對整個社會生態都具有良性意義。

　　長期以來，臺灣公共工程的建筑師甄選經常發生不公平不健康的操作方式，使得許多有理想有能力的專業人士對公共工程敬而遠之。震后學校重建工作中，臺灣“教育部”接受了學界及建筑實務界的建議，不顧“既有生態”的反彈，毅然自行組成評選委員會，委聘具有公信力的學者專家，為公正甄選建筑師把關，排除了過往由地方勢力控制評選結果的弊病。

　　臺灣的工程招標歷來以“最低價決標”的方式進行，不認品牌，不認質量，誰出的價錢最低，工程就屬誰，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公共工程市場陷入惡性競爭。經過多方努力，震后學校重建工程獲準采取“最有利標”的決標方式。在呂欽文看來，這算得上是臺灣公共工程的一大突破。

　　“新校園運動”的名稱，來自臺灣建筑師謝英俊。盡管他后來并未直接參與，但他視這一運動為9·21震后重建中最突出的實績之一。

　　謝英俊沒有參加此次研討會。但他目前已將大量精力投入四川災區。在和記者談起災區學校大量垮塌的問題時，他平靜地說：“這不奇怪。9·21時，震區的學校也幾乎全垮了。只是由于事發凌晨，才沒有造成目前四川這樣學生大量死亡的慘狀。”

　　究其原因，臺灣大量的中小學校舍是在上世紀70年代要求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時所建，匆忙的大規模建設導致了質量問題。“教室用的混凝土，我們這樣的專業人員一看就知道，根本不過關。”謝英俊告訴記者。

　　經濟起飛引發政府倍加重視教育，頒布各種軟硬件指標，強令達成，這本是各國各地區通例。然而教育突進所隱藏的危機，卻也一再被誘發，刺痛世人。用謝英俊惋惜而無奈的話來說，“都是這樣的啦！”

　　重建光是建倒掉的房子嗎

　　慈善組織是臺灣社會結構中非常活躍的一支。臺灣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在9·21地震后，以社會之希望在于教育計，啟動了“9·21希望工程”，出資重建50所學校。希望工程中，慈濟會完善的指揮系統及工程質量監督機制，被評價為“表現相當出色”。

　　9·21地震發生后，慈濟會的志工(志愿者)第一時間進入災區。但囿于傳統觀念，其心理專家隊伍30天后才來到南投，導致效果不佳。這次失誤使他們意識到，受災民眾的心理建設不能僅靠后來由專家來做，而應在日常的志工服務中就導入。

　　這樣的經驗已經用于此次5·12地震。慈濟會志工進入四川災區后，非常強調通過日常行為給災民以撫慰和力量。他們會緊緊擁抱一個人，用身體和他交流。他們會給老人擦身、洗腳，直到老人露出滿足的微笑。

　　在四川某縣，志工在和縣人民醫院院長的交談中得知，地震后這里已有3個人上吊自殺，因為他們看不到未來的希望。而這似乎印證了臺灣NGO人士馮小非所強調的。她歸納從救災到重建的次序為：安置-安心-安居。安心是最關鍵的，而要讓災民安心，就要讓他們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

　　“答案并不最重要。你政府可以不知道，你可以去跟他們說，我們也正在討論方案，那么，可能需要半年，你們不要擔心，這半年政府會管你們的。”馮小非認為，這會是一種良性的溝通。

　　馮小非在9·21地震后第二天就從臺中市來到南投縣中寮鄉重災區。她和朋友們在這里看到老鄉強韌的生命力，看到“老人家比中年人堅強，女人比男人堅強”。于是他們留下來，辦社區報，辦社區教育。他們在《中寮鄉親報》上明志，“我們愿與中寮的鄉親站在一起”。

　　她并不認為自己做的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地震產生了很多缺口，讓一些人的生命經驗可以卡上去，做一些事。”而像這般的心理種子，從臺灣上世紀80年代“解嚴”后，便在社會里萌動。9·21地震中，它們發芽了。

　　9·21地震后，鄉扮演了重建的基本單位。“之前的規劃權力，在中央和縣，只有這一次下放到了鄉。”全程參與了重建規劃的臺灣規劃師張興杰介紹說。

　　他把這視為一種積極的變革。盡管作為規劃師，和鄉一級的基層干部對話起來“會比較困難”，而且工作繁雜了不少。他曾遇到一個鄉長，滿腦子想著“現代化”，要把山區鏟平，重建規劃中便想借地震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這讓張興杰很頭疼，“幸好后來被環境部門卡下來，要不我就成破壞自然的罪人了”。

　　依據臺灣“行政院”的災后重建計劃工作綱要，重建工作分為4大部分，其中公共建設重建、產業重建和生活重建這3項，由“中央”主導，民間支援，地方配合。至于最復雜也最困難的社區重建計劃，主要靠地方主導，民間參與，“中央政府”則提供人力與經費上的支援。

　　主導權的下放，其實反映了對重建的理解。所謂“重建”，是個什么概念，包含哪些范疇？重建建什么，光是倒掉的房子嗎？張興杰以為不然。“重建，當然包括家園意識、社區意識、部落意識的重建。”他強調道。

　　作為重建計劃的重要一環，張興杰還專門提到了震后不足一個月就成立的“財團法人9·21震災重建基金會”。成立這個基金會的目的，主要是管理政府收到的捐贈善款。各界善款除一部分流向慈濟會等民間團體外，其余流向政府，數額超過150億元。基金會便是對這筆善款的走向負責。

　　不要讓他們坐等救濟金

　　在臺灣，曾有評論分析災后重建：受災居民若能盡快進入重建工作，將越能由受災的心理沖擊中恢復平靜。因此，將受災民眾的重建能力釋放，是第一優先要務。

　　謝英俊認同這樣的觀點。但他坦言，9·21震后重建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教訓遠多于經驗。“其實重建本身就是一個生產活動。這里頭需要多少勞動力，能提供多少就業機會，災民自己是否有機會參與在其中？在臺灣，重建多半被大的承包商、包工頭給壟斷了，災民只是等著接收房子。只有我們是讓災民能夠參與到重建的生產過程。”他說。

　　謝英俊所說的，是他和他的團隊在日月潭邵族部落組織村民集體自力建房造村的獨特實踐。他設計出一種造價低廉但堅固耐用的輕鋼結構房屋，并且配合一整套非常簡單的施工法。這樣，邵族部落里所有人，只要“有手有腳有勞動意愿的”，都能參與進來。

　　面對此次四川地震，謝英俊的考量是：“如果四川災區的重建施工過程讓災民可以參與，那他們至少有一兩年的工作收入與生活來源，這可以作為他們農業損失的過渡期，而不是讓他們坐等救濟金。”

　　研討會上，來自臺灣世新大學的黃德北介紹的經驗正是災民集體自力造村。他說，這本該由謝英俊親自闡述，但“這兩個星期謝英俊一直在北京和成都之間像無頭蒼蠅一樣亂忙，希望找到一個管道，在災區推行他的方法”。

　　黃德北指出，謝英俊這套方法還有更深的內涵：借由集體勞作凝聚強化部落族群意識，使村落不至解體，甚至能加強和維持村落即將消失的各項原有功能與結構。

　　他的判斷是，謝英俊的經驗特別適用于破壞大的地區、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社區認同和文化傳承比較強的地區。此言一出，不少與會的大陸學者均會心一笑，有人甚至輕聲念出“汶川、北川”。

　　謝英俊在臺灣碰到的困難，有一部分來自土地高度私有化，這樣，自力造村中會有一些矛盾很難協調。黃德北認為，大陸的土地尤其是農村土地，私有化程度不高，所以在推進自力造村上可能青出于藍，“我相信如果謝英俊有機會，他會做得比在臺灣好”。(徐百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