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李永得和徐璐離開北京前往杭州。在那里，他們游覽了原先只是在書上見到的西湖，徐璐還見到了她的姨母和表弟，徐璐與姨母抱頭大哭。次日，他們到達廣州，他們逛商店，與市民交談，在路邊餐廳吃飯，參觀并采訪孫逸仙紀念醫院、中山大學、黃埔軍校舊址和孫中山故居。在醫院，他們被一位醫生認出，說，我今天在報紙上看到你們的照片了，歡迎你們！而在孫中山故居，他們見到故居陳列館的負責人及一批當地記者已等在門口。李永得很奇怪地問: 你們為什么會知道我們到來? 一位負責人笑著說: 我們猜想你們一定會來的。

　　四天以后，李、徐二人又赴深圳和廈門。在深圳，他們看了海關大樓出入境檢查關口、中英街等，在廈門，他們采訪了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并采訪了東山的“寡婦村”——當年，這個村的大部分男子都跟著國民黨軍隊去了臺灣。

　　對廈大的臺灣研究所，二位記者的評價是：研究所的教授對臺灣的歷史地理情況很熟悉，研究得很細，連兩位記者不知道的地理資料，他們都很清楚；但對臺灣近期的發展與實況，則了解不足。

　　還是在北京的時候，李永得就對采訪他的記者說，來到大陸，他們“一點兒也沒感到自己是外國人，強烈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這一點，到了廈門以后感覺就分外強烈。當他們在廈門看到一些與臺灣鄉村一模一樣的四合院建筑，以及幾乎相同的閩南語，真切地感受到了這條源遠流長的臍帶。晚上，李永得和徐璐到街上逛了很久，沿路看到許多小吃店，連用來放熟食的木架玻璃框白瓷磚“流理臺”都一樣， 賣的東西也一樣，用他們自己的話說：“真的有了一種仿佛置身于臺灣某條古老的街上的幻覺。”

　　兩位記者在日后寫的書中這樣敘述道：“親眼看到真實的大陸之后，不禁令我們感到過去幾十年中，臺灣當局所做的反共宣傳是多么僵化。就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準而言，大陸確實仍是落后的，但是我們卻不能不對它的試圖改革視若無睹……”

　　“我們創造了歷史”

　　李永得與徐璐赴大陸采訪的事件，深刻震動了臺灣。據臺灣媒體報道，當時，在臺北的酒館里，甚至出現了一種“返鄉酒拳”，叫做“一國，兩制，三通，四流，六萬( 旅費)，七天( 簽證)，八件( 三大五小禮物)，九別( 重逢)， 十全( 全家團圓)。”

　　而反響最強烈的，還是臺灣的新聞界。據香港媒體當時援引一家英文媒體的消息稱，臺灣許多報社的記者，紛紛以“度假”或“工作”的名義，前往一些亞洲國家，一俟禁令解除就進入大陸采訪。這批記者大部分都到了日本。

　　這給臺灣當局極大壓力。9月27日，臺灣“行政院”新聞局發表聲明，指《自立晚報》及李徐兩記者“以不實之文書欺騙本局申請出國”已違反法令, 決定兩年內停止受理該報及其人員“出國”申請，并將此案有關人員移請臺北地方法院檢察處偵辦。

　　而吳豐山則表示，對當局將用刑法指控他們表示失望， 他說：“這太過分了，我們是無辜的，我將接受任何公正的處罰，但是我將聘請最好的律師為我辯護，我決心同任何不公正的處罰作斗爭。”

　　而實際上臺灣當局對此事的處理是外緊內松。“當我們從東京飛抵北京之后，國民黨中常會上曾有中常委要求關掉《自立晚報》，但是反對關掉報社的改革派的力量和聲音(包括當時《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也都反對關閉報社)仍壓過了極少數的保守派的聲音。”徐璐回憶說。

　　而在大陸這邊，陳佐洱也隱隱感覺到了壓力。自從那句“等你們38年了”出口，各種反應都來了。有人說，這是中新社專稿語言啊，又有人說，這句話沒有立場——38年都在等臺灣人？后來據說還是小平同志拍板，稱這句話“講得好！”陳佐洱懸在半空的心才落了下來。

　　事實上，兩位臺灣記者回到臺灣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各界聲援的函電像雪片般飛來。許多國民黨“改革派”的高層，私下吃飯時，都對他們表示支持。徐璐說:“在起訴過程，我們和一些國民黨改革派的官員吃飯，他們都對這個起訴毫不當真。當時任司法院長的林洋港先生在一次飯局中說，‘好吧！如果你們真的被關，我就天天送啤酒進去給你們喝。’”《自立晚報》聘請了有6位名律師的辯護團應戰，最后打贏了官司，“處罰”不了了之。

　　而在大陸，接待臺灣記者任務完成后，有關領導特地組織了一個包括中宣部、對臺辦等領導在內、有40幾個部委參加的座談會，專門聽取中新社社長王士谷和陳佐洱的匯報。

　　事后，《自立晚報》的總編輯陳國祥曾說，是“我們創造了歷史”。陳佐洱則評價說，應該說是順應了歷史的潮流。

　　就在李永得和徐璐回到臺灣后一個月，11月2日，臺灣當局正式開放臺灣民眾到大陸探親。開放當天，就有2000多人辦理了赴大陸探親的證件。

　　臺海兩岸民間正式交流的大門，從此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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