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在敘述，我看著他的眼睛，很大的眼睛，溫煦、誠懇，但是很深刻。這里有好幾層的人生和故事交叉重迭了：二十歲的李安和二十歲的王佳芝、鄺裕民，過去的年輕演員李安和現(xiàn)在的年輕演員湯唯。從前和此刻，戲里和戲外，劇本和人生，層層交織。

　　在尋找易先生的辦公桌時，浮現(xiàn)在李安腦里的是“小時候爸爸會用的那種桌子”。《色·戒》在尋找的，是爸爸的時代會看的電影，會哼的歌，會穿的衣服，會擺在書架上的書，還有民國的口音。一口京腔普通話的湯唯得上課改學(xué)南方的國語。梁朝偉、王力宏、湯唯上了三個月的課，要讀《未央歌》、《藍(lán)與黑》，要看尤敏主演的《星星月亮太陽》，要聽當(dāng)時的流行音樂，要讀戴笠和胡蘭成的傳記和作品，要熟悉張愛玲作品里的每一個字，要進(jìn)入一個有縱深的、完整的歷史情境。

　　現(xiàn)在若不拍 就會永遠(yuǎn)沉沒

　　很深地“浸泡”在那個歷史情境里，李安說，拍到后來，幾乎有點被“附身”的感覺。“是張愛玲的作品找我，不是我找它。這段歷史，就是要被留下來。”

　　“可是他們這個年齡的人距離那個時代，太遙遠(yuǎn)了。”似乎說得口都干了，他喝了一口茶，繼續(xù)，“我們這一代還知道一點點，我們這一代不拍這電影，將來，就永遠(yuǎn)不可能了。”

　　我看著李安。這是香港中環(huán)的四季酒店，接近晚上十一點，我突然發(fā)現(xiàn)了《色·戒》是什么。

　　它是李安個人的“搶救歷史”行動。也許是張愛玲小說里人性的矛盾吸引了他，也許是張愛玲離經(jīng)叛道的價值觀觸動了他，也許是小說的電影筆法啟發(fā)了他，但是，真正拍起來，卻是一個非常個人的理由，使得他以“人類學(xué)家”的求證精神和“歷史學(xué)家”的精準(zhǔn)態(tài)度去“落實”張愛玲的小說，把四○年代的民國史──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物質(zhì)生活，像拍紀(jì)錄片一樣寫實地紀(jì)錄下來。他非常自覺，這段民國史，在香港只是看不見的邊緣，在大陸早已湮沒沉埋，在臺灣，逐漸被去除、被遺忘，被拋棄，如果他不做，這一段就可能永遠(yuǎn)地沉沒。他在搶救一段他自己是其中一部分的式微的歷史。

　　把張愛玲褪色的膠卷還原

　　我們可能都在想一樣的事情：歷史的許多蛛絲馬跡，看似互不相關(guān)，卻會在你毫無準(zhǔn)備的時候驀然浮現(xiàn)，彷佛它找到了你。張愛玲在一九三九年拎著一支大皮箱來到港大校園，許地山是她的系主任。戰(zhàn)火開打時，她在陸佑堂的臨時醫(yī)院里作學(xué)生看護(hù)，外表清純的女學(xué)生心里深藏著一個人性X光照相機(jī)，喀擦喀擦拍下人世的荒蕪。二十幾歲的港大女生張愛玲，是否料到七十年后在陸佑堂，有個李安試圖把她褪色的膠卷還原？

　　床戲演得那樣真實，那樣徹底，使我對兩位演員肅然起敬，但是，如果不是演員對導(dǎo)演有極度的信任，這樣沒有保留的演出是做不到的。李安是如何說服演員在這部電影里，激烈而直接的性，是必要的呢？

　　我相信它的必要。

　　張愛玲的這篇“不好看”的小說，之所以驚世駭俗，主要是因為小說中違反世俗的黑白不分、忠奸不明的價值觀。一般的作者去處理女特工和漢奸的故事，難免要寫女特工的壯烈和漢奸的可惡。張愛玲的女特工卻因為私情而害了國事，張愛玲的漢奸，也不那么明白地可惡，長得“蒼白清秀”，最貼近的描述，透露的倒有幾分可憐：“此刻的微笑也絲毫不帶諷刺性，不過有點悲哀。他的側(cè)影迎著臺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

　　獵人與獵物 角色很吊詭

　　更“嚴(yán)重”的是，女特工之所以動情，那情卻也不是一般浪漫小說里的純純的愛，而是，性愛。“事實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個熱水澡，把積郁都沖掉了，因為一切都有了個目的。”征服一個男人通過他的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過陰道。”如果王佳芝背叛了她的同志，是由于她純純的愛，她還可能被世俗諒解甚至美化，但是，她卻是因為性的享受，而產(chǎn)生情，而背叛大義，這，才是真正的離經(jīng)叛道，才是小說真正的強(qiáng)大張力所在。“她最后對他的感情強(qiáng)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們是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guān)系，虎與倀的關(guān)系，最終極的占有。”就權(quán)力的掌控而言，易先生是“獵人”，王佳芝是“獵物”；就肉體的釋放而言，王佳芝可能是“獵人”，易先生是“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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