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臺北五月二十九日電 題：訪王云五紀念館隨想

　　中新社記者陳立宇 曾嘉

　　臺灣已故的名人中，有一種人很是特殊，可稱之為連結兩岸的標志性人物。曾任北京清華大學和臺灣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是這種人物。任過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和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的王云五，也是這種人物。

　　如果說，清華大學是現當代中國數一數二的教育機構，那么，商務印書館又何嘗不是數一數二的出版和文化機構。

　　不論在大陸還是臺灣，作為現當代中國出版界的先鋒和重鎮，兩岸的商務印書館在開啟民智、昌明教育、傳播文化 、扶助學術上都功不可沒。

　　王云五之于上海和臺灣的商務印書館，就如同梅貽琦之于北京和臺灣的清華大學。雖一于教育，一于出版，專攻術業有所不同，卻皆能以發揚光大中華民族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為宗旨。連結兩岸，承前啟后，傳承一脈，殊途同歸。奉獻終生于此。

　　王云五，本名日祥，號岫廬。廣東中山縣人，生于一八八八年，卒于一九七九年。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圖書館事業家。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風云人物，他的故居，也是現在的紀念館，就座落在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一條潔凈的小巷中。

　　面積約四百平方米的王云五紀念館分一樓和地下兩層。入門處，觸目的是王云五的半身銅像，在記者看來，老人那睿智而又剛毅的眼神，就像是在鞭策和激勵每一位前來參觀的后輩，要努力精進，自強不已。

　　銅像背后的木墻板上，浮刻著的是在王云五自題和最喜愛的兩句格言：“為學勿萌老態，做人須具童心”。紀念館的館長趙佩芳小姐說，這是王云五畢生實踐的座右銘。即便是在晚年，他也是“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的確，有幾個人能如王云五般，在本該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的八十一歲還要進行艱難的寫作,花了一年九個多月的時間，完成七冊共二百多萬字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接著又撰寫了洋洋二百萬言的《中國教學思想史》。

　　王云五一生的志業，已被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用一篇約二百字的銘文予以濃縮。這篇銘文，就雕刻在銅像下方的底座上。

　　銘文中寫道：“先生出身于平凡的學徒，自強不息，以牛馬駱駝之精神，苦斗不懈，終成一代奇人。先生在學術文化政治教育上獨特之貢獻皆已化為時代共有的資產。惟千百年后，先生仍將被記得他是萬有文庫的主編者，四角號碼檢字法的發明人，現代科學管理之先驅，云五圖書館之締造人，商務印書館的偉大斗士與化身。”

　　金耀基曾說過，他寫這篇銘文時，有一種“一部二十五史，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深恐不能把王云五一生的志業說清楚。

　　紀念館的地下一層，原是王云五的書房、臥室，放置著的臥具、書桌、坐椅、沙發、藏書、論文等均以原貌呈現，顯得簡樸、博識、淡泊、寧靜。同時還展示有王云五先生大事記、照片、祝壽聯、著作、印章、墨寶等物。其中有一篇是先生用毛筆手書的《悼胡適文》，全文充滿了對這位中國現代知名學者的追思和懷念。

　　趙佩芳說，刻苦自學，主修英文的王云五早年在大陸的中國公學任英文教員時，胡適曾是他的學生。一九二一年，王云五經胡適推薦進入商務印書館，第二年正式就任編譯所所長。后來又出任總經理，對推動商務印書館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兩人因此感情深厚。一九五一年，在香港住了兩年的王云五來到臺灣，并于一九六四年被推舉為原系分館的臺灣商務印書館的董事長，在他的領導下，臺灣商務印書館展開了另一階段積極的出版活動。

　　極盛時期的商務印書館，有員工五千多人，在海內外設有包括臺灣在內的三十六個分館，各類辦事機構一千多個，所出書刊占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創造了中國現代出版業的諸多第一，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出版機構，在海內外鑄造了商務印書館這個民族出版業最著名的品牌。

　　一九八六年，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經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印制發行，贏得全球漢學界贊譽。去年，收藏于北京圖書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也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同樣轟動全球漢學界。如果說，“兩閣并行”系于四庫一書，則王云五就是連結兩岸商務印書館最重要的人物了，他與四庫全書一樣，既是兩岸的，也是中國的，王云五如是，梅貽琦也如是。

　　《易經》里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在兩岸清華人的心目中，梅貽琦就是這樣一位“君子”。在兩岸商務印書館人的心目中，王云五不亦是“君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