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政論節目正面臨危機 "名嘴"成為小丑與弄臣

　　臺灣電視政論節目是一個新興行業，帶動了媒體自由的風潮，具有“創造性破壞”的作用，尤其對揭發陳水扁涉及貪腐、海外洗錢，功不可沒。但電視政論節目操之過當，以收視率掛帥為師，曾幾何時，“名嘴”也有了負面作用。

　　《讀者文摘》中文版曾對臺灣閱聽大眾進行“行業大調查”，結果電視名嘴、“立委”、地方民代都“吊車尾”，形象一落千丈，由此可見社會觀瞻之改變，已到了痛切反省的時候。

　　政黨輪替與“名嘴”應運而生

　　公元2000年臺灣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意氣風發入主“總統府”，社會一片看好。意想不到的是，陳水扁心中只有權力，理想、政見皆可拋，甫上任就使“政府”運作進入空轉，民意支持度快速流失。兩個月后發生 “八掌溪事件”，由于“政府”救援機制落空，媒體全力抨擊，電視政論節目應運而生，最后是以“行政院副院長”下臺作為停損點，從此“電視名嘴”與政治人物成為“相生相克”關系。

　　媒體的性質是“站在掌權者的對立面說出真話”。按照美國媒體評論者李普曼的理念：“媒體工作者的最高尚任務是說出真話，使魔鬼無所遁形。”法國政論家瑞蒙·阿洪也說：“政論家有機會與責任說出政治人物做不到的事情。”既然有媒體人敢于批評時政，“鼓動風潮，制造時勢”(孫中山之語)，臺灣出現了獨樹一幟的“全民開講”，也應運而生一批專業的“電視名嘴”，他們獨立于政黨、報社、企業之外，成為特殊的專業人士，也提升了媒體評論者的社會地位。

　　“名嘴”墮落與影響力消退

　　但正如各行各業都會出現良莠不齊現象，甚至出現 “劣幣驅逐良幣”，電視名嘴圈也由 “量變而質變”。首先是為了反制對陳水扁“政府”的批評，凡是批評 “政府”者都被扣上“藍媒”帽子，指控他們受到國民黨資助。陳水扁“政府”也以廣告、預算挹注支持的“綠媒”。于是，在“行政”、“立法”系統打得難分難解的 “藍綠對抗賽”，也延伸到政論界，藍綠分歧的狀況如同解剖刀在身體劃上一刀，十年以來迄今仍流血不止，傷痛未愈。

　　由于臺灣社會 “非藍即綠”的兩分法，“是顧客決定了產品的性質”，讓政論節目分為兩大區塊：一是“藍媒”；一是“綠媒”。楚河漢界、涇渭分明。或有人在其中保持超然中立，或有人在其中民粹操作，但觀眾好憎分明，“只問立場，不問是非”。于是，一些專以 “為反對而反對”的“名嘴”出現了，這些人開口閉口極盡嘩眾取寵之能事，用最激烈的肢體、語言、表情宣泄憤怒，“所有的事業都是表演事業”。當民粹當道，“名嘴”成為小丑、弄臣，“政論名嘴”這塊“金字招牌”就開始褪色，素質最差者就把整桶粥都打翻了。電視政論節目在一年來影響力急速消退，某些主持人的縱容、有些“名嘴”的自甘墮落、觀眾沉溺于意識形態，以及電視政論圈不求上進，都要承擔部分責任。

　　政論節目的功過是非

　　回顧電視政論發展的十年，最關鍵者是對陳水扁貪腐、洗錢的“揭弊運動”。若不是有一批“名嘴”不畏權勢揭發到底，斷不會有陳水扁被起訴、羈押乃至判處重刑，其情況如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揭發越戰內幕、水門事件一樣。臺灣電視政論節目起了一定的推動歷史進程作用，把媒體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后續所衍生出來的檢察系統改組，受賄法官被收押，都可感受到 “媒體揭弊運動”，也帶動了“司法自消運動”，媒體自由與司法獨立成了民主改革的兩大支柱。

　　但是正如政治人物會收買某些“名嘴”一樣，保守的司法系統也會運用自己的人脈、金脈進入電視媒體，于是也有“司法黃牛”搖身一變成“名嘴”，或是提供檢調內幕，或者轉移焦點，或者扮演打手“圍魏救趙”，本來已 “藍綠糾葛不清”的政論圈，自此又注入一股濁流。當“藍綠難解，是非不分”，閱聽大眾厭倦之余，自然是關機圖個耳根清凈，收視率因之下降，“名嘴”影響力日減，民粹當道更加走火入魔，如同 “十年一夢”一般，電視政論節目的“黃金時期”已進入了尾聲。

　　“名嘴風潮”恐成明日黃花

　　正如夕陽工業需要轉型，曾經成為“媒體火車頭”的政論節目也成為 “吊車尾”的拖油瓶，奈何臺灣的媒體經營者大都非常短視，只在乎收視率調查，只在乎廣告的收益，不在乎媒體品質的提升。盡管各界已批判電視新聞是 “弱智”，一些“名嘴”已成“亂源”，但少有媒體經營者愿意挹注經費、人力改弦更張，于是一切率由舊章，仍然延續用最少的投入以達最大的績效。

　　很多電視政論節目的評論圈如今已成為過氣政客、司法黃牛、失業媒體人的集散地，二軍、三軍浮上臺面，這是政論節目的最大危機。如果任由此情況惡化下去，曾經風行一時的“名嘴風潮”恐將成為明日黃花，走入歷史的黑洞。(胡忠信 臺灣著名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