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最后的眷村

　　夕陽下的101大廈，雍容而驕傲地俯視著整個臺北。玻璃幕墻的折射，讓陽光靜靜落在松勤街50號一片低矮擁擠的院落。在臺北市商業密集的黃金地段，這片院落寂寥而極不諧調地存在著。偶爾有三三兩兩的旅游者在這里合影，旁邊一位老人獨坐，漠然看著遠方——這里就是臺北最后的眷村，四四南村。

　　眷村的前世今生

　　1949年，60萬國民黨軍隊敗退臺灣，當時大量的軍人無家可歸，為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臺灣當局動用資金對他們以及眷屬進行了有計劃的安置，故稱眷村。大多眷村都是建設于公有地的簡單房舍。稻草屋頂、竹泥墻的房舍是當時眷村的普遍樣貌。據統計，當時全臺灣共有眷村763個，眷戶96082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過了多次的興修改建，但始終保持著相對封閉的狀態，阻斷著臺灣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交往，里面商店、郵局、學校俱全，成為一個特殊的小社會。隨著臺灣經濟的高速發展，眷村里的簡陋設施、治安死角等問題開始凸顯出來，顯然與城市的發展極不諧調，漸漸地，它便成為了歷史的遺跡。然而面對眷村的拆遷，眷村人的心情異常復雜。

　　四四南村的挽歌

　　一位旁邊的住戶告訴記者，眼前的四四南村，就是由兵工廠的員工及眷戶們居住的區域，原地曾是日軍陸軍庫房。整體建筑為“魚骨狀”架構，依然保持著當年的樣貌，窄窄的過道，低矮的屋頂，灰黑色的磚墻，狹小的居住面積。據統計，四四南村原計劃在1999年隨眷村改建政策拆除，但在1991年3月，被臺北市政府列為“歷史建筑物”，并在1993年10月，改為信義區公民會館，將眷村內的生活用博物館的方式展出，并提供市民租借為展覽活動場地。原建物并未變動，連圍墻也都還保留著。

　　如今的四四南村，早已沒有了當年的熱鬧喧囂，聽不到各地的方言，消失了油條、燒餅、水餃、牛肉面混雜著的香味，也再看不到孩子之間戲耍打架的場景。這里太安靜了，不遠處就是臺北最大的百貨公司新光三越，這里早已被人們忽略。

　　四四南村就像是一首眷村的挽歌，憑吊著一段歷史，等著被時光剪裁。

　　揮之不去的鄉愁

　　當年的眷村，成為了一群臨時過客永遠的家；如今的眷村，又成了一個特殊群體永遠的心靈故鄉。它牽系的情感太豐富也太復雜，以至于時至今日，在記憶或忘卻之間，眷村依然是臺灣人心里解不開的結。

　　在記者的采訪中，談及眷村的時候，當地人似乎都不愿有太多的表達。然而，無論是村里人還是村外人，無論對于眷村的記憶來自于自身還是上輩人的描述，眷村情結早已融入了臺灣的記憶。

　　眷村的存在，生發出臺灣社會現象中相當特殊的族群與人文現象，文化氛圍自成一體，長期以來，一直保持著自身的語言、習俗和文化。即使是后來離開的眷村二代，長期以來在倫理、觀念、意識以及生活習慣方面，依然很難擺脫眷村的影響。時至今 日，這些成為社會骨干力量的眷村二代、三代人，也在以各種方式表達著對眷村的懷念。就在8月8日臺灣父親節那天，云林縣虎尾建國眷村遷散各地的眷戶，就拖兒帶女重返老家相聚。“小時候常追著臺糖小火車跑，偷著甘蔗來啃。”在聚會上，魯云翔這樣回憶眷村度過的童年時光。

　　許多名人出自眷村

　　文藝作品成為臺灣人緬懷眷村時光最好的方式，從當年影響深廣的影視作品《籬笆外的春天》、《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到眼下大受歡迎的電視劇《光陰的故事》、話劇《寶島一村》，都透露出臺灣人的這一深深情結，也讓眷村吸引了眾多關注的目光。

　　事實上在臺灣，從眷村走出的名人名字可以列出長長一串。如今如日中天的劇作家王偉忠、賴聲川，演藝界的明星鄧麗君、蔡琴、姚蘇蓉、林青霞、王祖賢，導演楊德昌，作家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張大春等人，都是來自眷村的子弟。就是這個封閉的小環境里，孕育著臺灣文化的軟實力。

　　離開這荒蕪空蕩的四四南村前，記者問及村旁獨坐的那位老人，能不能講講當年眷村的故事，老人搖了搖頭，帶著河南口音說：“人都不知哪里去了。”(馬強 趙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