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基金行業唯一一位全國政協委員、交銀施羅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謝衛將做客中新網，就基金公司股權激勵機制及規范地方融資平臺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您有問題可在網友互動區內留言。

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新網2010年全國兩會在線視頻訪談。

今天來到直播間的嘉賓是：全國政協委員、交銀施羅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謝衛。謝總您好，歡迎你。

你好，大家好。

今年兩會上比較熱的話題是經濟轉型話題，您是怎么看待呢？

這個是溫總理的報告，在開始上兩會之前大家對這個話題議論比較多。在金融危機之前我們對這個問題有討論，金融危機的到來，政府要把經濟從泥潭里拉出來，去年是保增長，今年又提到一個高度，因為這個關系到未來二十年，中國經濟還能不能保證一個有質量的增長，過去十年，我們靠出口拉動，我們消耗了大量的資源，投入大量的資金，所以我們經濟是粗放發展的增長模式。未來十年，我們還有沒有那么多資源消耗。也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今年在兩會中，必須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一個抓手，所以引起一些共鳴也是非常正常，理所應當的。

這次兩會上有沒有什么觀點是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目前來看，是要改變國民收入的分配機制，過去我們為什么那么快的增長，主要是政府投資拉動的，政府投資拉動的前提是政府擁有了資源的支配權、資源的支配權，過去十年財富分配格局是在政府，民眾在這方面分享不夠大，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資源和資金，政府在主導經濟過程中把投資作為一個抓手，過去十年我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至少實現了國力迅速增強，現在我們經濟總量能夠超過日本，我們在十年以前還是第五、第六位，現在是第二位。 由于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資源，我們民間消費就被遏制，蛋糕做大的同時，我們民間消費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了一些控制。如果說轉變這個經濟增長方式，我們必須把蛋糕切過來，未來增長當中逐步逐步減少政府在財富分配當中的比重，增加居民在其中的比重，就意味著未來經濟的轉型，要走一個低投入、投消耗的路徑。這樣呢，對我們新興產業，對我們文化、旅游、教育、出版、傳媒，這些新興的投入比較低的，消耗比較小的行業，它可能承擔起我們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 所以目前基金公司投資報告都看好大小非的概念，就是一條，投入比較低，資源消耗比較少，建立在經濟轉型基礎上的一種投資。所以我覺得溫總理對這個報告有闡述，也是代表委員們今年兩會非常熱議的一個話題。

這個經濟轉型其實全社會都很關注，有文章分析說，中國經濟轉型包括六個層面，其中包括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等等，您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最關鍵是哪個環節？

要從源頭抓起，一個經濟增長方式的形成，一定是要有投資形成的，源頭肯定是資金分配的一種體現。如果說過去十年我們資金分配結構是向政府傾斜，它一定造成是以投資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它對應的是政府占主導的一種分配格局，這種分配格局決定了這樣一種增長方式，也決定了這樣一種增長結果。如果未來我們經濟結構調整，就是我們消費要起來，投資要下來，消費的貢獻度要不斷提高，現在我們貢獻度與發達國家相比，其實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都是比較低的。 未來我們逐步逐步提高消費，消費提高的話，源頭還是要從分配上做文章。這個政府應該做什么呢？就要轉變政府職能，我把政府經營好，讓政府更有信譽，做事更有效率，更減少一些腐敗。由于這樣一個政府我們值得信賴，我們就會把民間資金投到地方去，這樣就拉動消費，通過消費拉動增長，核心還是在于分配格局大的變化。

今年兩會上收入分配也是一個非常焦點的話題，您覺得為什么今年收入分配的話題這么熱？

其實收入分配有兩層含義，一般普通民眾認為，收入分配僅僅是民生問題，因為我錢少了我要多分，或者有分配不公的現象。我剛才談到的是一個投資的問題，就是由于收入分配的改變，收入分配結構的改變，能夠引起未來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 所以我的理解收入分配這件事情本身有雙重含義，一是民生問題，收入分配解決好，可以穩定社會，這個社會更和諧，全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特別是有一些突出的矛盾，差距越來越大，所以通過收入分配體系，把這個問題解決好，光這個問題就足以引起大家的關注，就是一般的百姓對此問題就高度關注。 另外一個問題，它是經濟增長轉變的一個關鍵所在，它不僅僅是民生問題，我剛剛花了很長時間講，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方式，如果你想轉變，一定要從收入分配體系著手，從而讓更多的資金進入投資領域，來改變目前政府投資改變一切的問題。所以它既是民生問題，又是未來經濟結構轉變的關鍵問題，所以收入分配問題顯得特別重要，它會引起社會的方方面面的改變。

溫家寶總理指出了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把蛋糕做大，還要分好。你覺得怎么樣才能分好？

你分蛋糕的目的，不是把蛋糕分掉就可以了，是分的過程當中把蛋糕做大，所以分配是一個問題，做大蛋糕又是一個問題。怎么分配蛋糕，我個人認為初次分配領域，應該是以效率優先的，關鍵分配是在再分配領域，再分配領域要通過稅收手段再次分配，主要要政府承擔起這個責任，因為再分配，任何一家企業都沒有這個權利，所以政府要把再分配職能好好管起來，比如說醫療保障、社會教育，這些都是再次分配。初次分配都是企業和工會之間的談判，我們要承認這里面有差距，只不過我們不想把這個差距擴大，必須是要有差距，因為每個行業生產率是不同的，每個行業的背景和機遇期不一樣的，有差距是正常的，但是不能擴大化，如果擴大化怎么辦？政府再分配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有一個詞是藏富于民，你覺得怎么能表現出來？

就是堅持蛋糕切的過程中，不斷向民眾傾斜，大家一定會感受到，事實上現在農民感受到了，我們免了農業稅，加強了新農合的建設，這些農民都能感受得到。

前幾天全國人大代表董明珠提交的議案是把個稅起征點提到五千元，現在有人說三千元在年內可以實現。

這個背景應該是界定在這樣一個背景基礎上，就是說事實上現在大量的群眾，大量的民眾都是中等收入，所謂中等收入我的理解是年薪在五萬或者幾萬之間，他不能說是很富，但是他也不算太貧困，這些人是屬于中等收入，中等收入這些同志他年齡相對比較輕，大概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的年齡，他具有很強的消費能力，他又有很好的消費習慣，就是這些人花錢比較大方，但是他們要交很高的稅收，反過來抑制他們的消費，起征點提高之后，可以拉動他們的消費，得穩定社會是有好處的。中等階層的消費很重要，真正愿消費的人就是這批，月薪收入四五千，全年收入四萬，他們有很好的消費習慣，所以這些人消費能力如果釋放的話，對城鄉消費的互補.

現在收入分配的問題，在網上非常關注，有一條新聞說百姓的收入跑不過國庫，您覺得為什么會出現國家財政收入快于百姓收入的現象？

因為政府過去十年要實現我們強國夢，我們要實現自己的強國夢，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掌握資源進行集中地投資，那是效率最高。

您有一個提案是關于區域振興計劃隱憂的提案，區域振興計劃也是我們國家的亮點，我想問謝總您的隱憂是什么？

區域振興計劃，在金融危機之后是特別多的，去年批了特別多的計劃，我們今年還會有一些計劃出臺。這么高密度的國家戰略，我們今年在兩會上還聽到有些委員還要呼吁國家戰略，那么多國家戰略同時在那么短時間內推出，我認為本身就不夠理性。 另外我更大的擔憂來自于我們的重復建設，產能過剩會進一步加劇，無一例外，任何一個國家戰略都要進行大規模投資。我更擔憂的是它很有可能不太有利于政府轉變職能，轉變我們的增長方式，大量的國家戰略，一個是攀比，你有我也要有，就是攀比，地區之間的攀比，所以會那么多，第二個是博弈，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大量的區域振興計劃，實際上都是按照政府意圖批出來的，不是國家戰略，實際上地方戰略被國家化，我認為這是本身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跟國家戰略沒有什么關系。 第三個擔憂，他拉了這個牌子就是敲門磚，他可以敲財政的資金，可以敲銀行的資金，可以敲資源，它有可能走一條我們不愿意看到的路。

這些區域振興計劃當中，你覺得哪些是有必要，哪些是沒有必要？

這個不好說，會得罪地方官員，但是這個不僅要考慮經濟發展，還要考慮我們的政治、軍事安全、民生問題，這個戰略不僅僅是地方的經濟振興計劃，應該是國家的考慮更周密的一項，并且這里面滲透了好多國家的利益在里頭，這才叫國家戰略。如果大多數是地方戰略被國家化，這就不叫國家戰略。

近期有一篇文章很受關注，如果說算幸福指數的話，GDP排在前三名的排在了后面，你覺得怎么在保障GDP增長的時候，幸福指數能增長。

大家可能覺得杭州、成都這些地方比較幸福，因為覺得在杭州風景比較優美，成都是一個比較休閑的，我相信這兩個地方的人們是很勤奮的，實際上災后重建也是搞得很辛苦的。什么叫幸福指數，我們自己普通民眾的聯想，比如這個地方環境好，車不是太擁擠，或者這個地方每年社會保障比其它地方高一些，這個地方就業機會多一些，民眾就感到有幸福感，沒有一個具體的指標可以講。 但是我個人覺得不是很同意他的看法，理論上GDP高的地方，應該幸福指數就強，如果你真的GDP高，你居民分享的東西就大，你幸福指數當然就強了，你可以找到好的工作，高的薪水，當然幸福指數強了。大家指的幸福指數可能是指休息環境。

GDP的增長可能更重視的是投資拉動，而不是特別重視民生和環保問題，您覺得怎么改變這個局面？

中央和總理一直強調經濟結構轉型，一定把這個扭過來，如果經濟結構不轉型，我們再走投資老路，政府工作是被動的，他沒有主動的壓力，他覺得我花一點錢到環保那已經是很浪費的事了，因為對短期的GDP是沒有幫助的，花點錢到民生，對短期的GDP也是沒有幫助的。反過來，經濟結構轉變之后，政府可支配減少，民眾可支配資金增加，社會的資本才會去投資，所以一定是把環境搞得非常好，空氣非常清新，外面的資源才會源源不斷到你這個地方來，你這里的經濟才能發展。如果經濟增長模式不轉變，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有一個網友問一個問題，他說金融行業高管的收入偏高的，你怎么看待？

這個金融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的行業，從全球任何一個國家來看，金融行業的工資都是偏高的，金融產品和一般的產品是不一樣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來說，貨幣是一個特殊的商品，他要有一個特殊的技能，所以他們薪資都很高的，還有銀行的房子都很好，因為它做門面生意的。事實上1979年以前，金融行業的收入跟其它行業收入是一樣的，改革開放以后金融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大家覺得發展過程中金融業越來越重要。再加上過去十年經濟增長是靠資金投入，在這當中銀行的效益得到很大的體現，因為銀行是吃利差的，銀行效益好，員工效益就好，所以從歷史上來看，他本來就是高的。 從過去十年我們走過的道路，高增長的粗放式增長方式，大量投入資源，大量投入資金，銀行的利差大規模增加，像我以前做個工商銀行，利潤只有四五十個億，現在幾百個億，比其它行業高一點是合理的。

有什么不合理的因素嗎？

因為這個行業你看跟什么去比較，現在銀行都有一個合資公司，上市公司，如果他的員工沒有好的待遇，員工的積極性下降，我們也希望看到這個銀行有好的表現，只要他內部董事會覺得合理就是合理的。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民生的話題，最近有一個詞非常熱，就是蝸居，您關注年輕人蝸居這個話題嗎？

我們都蝸居過，所以現在蝸居這個題材，等于是網絡很發達，語言很豐富，我們那個年代的人出來之后也沒有地方住，我們年輕人也分不到房子，如果你分到國家機關還有盼頭，如果分到科研單位、大學，你更沒有了，如果運氣好一點分到筒子樓做飯，那個時候沒有錢下館子，你還要買煤油，那時候都是這樣，我問過比我們更老的人，都是經歷過這樣，我本身在北京蝸居，到大學里蝸居，都是這樣。 所以現在這部分年輕人可以兩方面看問題，一方面自己要有這樣的準備，你作為剛剛走到社會的人，不奮斗就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蝸居是奮斗的一個歷程，要有充足的思想準備，當然有的人順利一點，時間縮短一點，有的人不太順利，時間長一點，不可能一商量就要住商品房，和奮斗二十年的人相比。 第二個要看到，現在由于收入差距擴大，商品房價格的高漲，所以政府是有義務的，就像當年我們還能住到筒子樓，那是學校，單位有義務幫你解決，政府不可能幫你，你們自己去解決，所以把房子必須性屬性解決，房子有兩個屬性，一個是投資品的屬性，買商品房的人都是有投資和居住雙重性，投資的屬性大一點，政府應該把投資的屬性管住，所以我們可以通過廉租房，制定一些規則，今年兩會好多代表提了好多建議，比如說大學生剛畢業，什么條件可以住這個房，到多長時間要搬出來。

但是這個我們要監督，我們很理解蝸居的現象，我們也希望他們更加地去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剛走上社會一定是有代價的，沒有一個人不付出代價的，不能說他們住那么好的房子，或者怎么樣去攀比，大家都是有代價的。

的確在今年兩會上有很多代表和委員提出很多的辦法想要解決蝸居的現狀，如果把這個話題交給你的話，你會怎么解決？

我就說政府要管起來，只有政府能管得動，政府實際上也能管起，我們在廉租房上建設的步伐，與商品房相比是滯后的，我們在這方面可以大有作為，作為周轉房的話，一套房子可以發揮幾倍的作用，它不會沉淀，它可以周轉，要周轉起來的話就要制定條件，不能有人進去以后不出來了，這套房子可能幾年就能周轉一次。

我們看到今年兩會上您提出了一個關于基金公司股權激勵機制的提案，縱觀過去十年，我國基金公司發生大的變革，您認為這每一次變革，給基金行業帶來什么積極的作用？同時有什么消極的影響？

基金的變化很多，因為基金這個行業發展十年來，已經被普通百姓接受的投資工具，老百姓都比較熟悉的理財方式，跟當時的制度設計有很大關系，比如我們信息披露制度，我們應該在行業里面是信息披露最完善的金融行業了，每個季度的季報，每年的年報。 我們這個股權制度有什么問題呢？中外合資給我們帶來很多理念，這是我們發展必須要走的道路，讓那么多人了解我們這個產品。

剛剛我們談到稅收，有網友問到，日前有人列舉了各種生活中的負擔，您目前是否認為生活成本過高。

我們一直在討論，中國的稅負到底高還是低，一直有學者質疑，我們稅負是高的，但是也有學者說是不高的，但是老百姓的直覺是高的。我們也非常希望權威部門做一個解釋，用通俗的語言做一個解釋，到底我們稅負是高還是低，這里頭是很專業的話題，并且資料掌握得不太全面，所以我同意這位網友的意見，我個人覺得也是高的。

您覺得政府在減低稅負負擔方面，還有哪些作為？

其實這里面最主要是個人所得稅問題。

現在兩會已經快接近尾聲了，您今年提出的議案如何？有什么反對的聲音嗎？

媒體報道很有效果，像我提出的議案，在我所處的行業都有不同的反響，股權激勵機制在財經行業里有很大反響，所以關注這個行業的人，都對未來有很大的期待. 政府如果再把這種粗放式經濟發展下去的話，我們的債務太多了，一旦我們經濟受到抑制，一旦我們經濟有所回落，我們地方融資鏈條可能出現問題，所以我也希望這個問題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人民政協報》刊登了我詳細的觀點。 區域振興計劃是去年剛起來，是個新問題，大家還是津津樂道的，每個地方還為此不懈努力，我個人感覺到是有隱憂的，我擔心的問題剛才也談到了，就是繼續走重復建設的道路，擔心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博弈的結果，也擔心長期下去，對政府職能的轉變起不到積極的意義，所以國家戰略要有綜合的考量，既有經濟利益的考量，也有政治利益的考量，民主利益的考量，國防利益的考量，走合考量才是好的戰略。 通過側面去關注我在的行業，最后的核心，今年兩會大家共同的感覺，就是要抓收入分配調整，可能既是我們大家關注民生的問題，也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個關鍵點，還是要抓收入分配調整。

兩會之后您的計劃會如何推行？

肯定是有關部門給我反饋，兩會不是一個馬上，一個提案不是能馬上解決問題的，提案就是凝聚社會的共識，通過輿論的放大，來凝聚社會的共識，最后變成社會的共識。所以說政協委員、人大代表起的作用，就是提出一個話題，讓大家來討論，形成一個比較好的故事，這是最重要的。

在這次兩會當中，你有沒有遇到一些好的經濟方面的提案？

大家都差不多，很多委員也談到，比如關于個人所得稅，也有很多委員，比如說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所以共同的話題是蠻多的，事實上經濟界關心經濟問題，其實都差不多的，比如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去年我提了這個話題，我今年就沒提，但是不是說這個問題不存在，也有別人在提，在關心，宏觀調控大家覺得怎么做，靈活的調控，以前大家也涉及過，所以差不多。

所以大家關注重點是不一樣的。

有的問題可能以前說過了，我就不會專門說這個話題，經濟界的委員，大家都談到的問題都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也期待著這些好的議案早日作為政策出臺。

這個需要時間。

那我們就期待著，好，時間的關系呢，我們今天的訪談就到這兒了，感謝謝總到我們中新網接受訪問，同時也感謝各位網友的收看，也希望大家能夠繼續關注我們中新網的視頻訪談，好，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