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8日電 從1910年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者婦女代表大會決定至今，“三八”婦女節已經走過了一百年的歷程。一百年前，中國女性已經以“半邊天”的姿態，參與并豐富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據網站調查顯示，女性消費群體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推動力；還有統計表明，女人越活越瀟灑，六成多年輕女性每周“下館子”超過5次。

　　除了消費生活方面的影響，女性的職場影響力也不容小覷，有調查顯示，盡管仍面臨經濟動蕩，且在職場處相對不利地位，但美國多數年輕女性自信能實現生活與事業雙豐收；前不久全國婦聯副主席孟曉駟透露，目前，中國國家領導人中有8位女性，有230多位女性任部級領導，在中國600多個城市中有670名正副女市長。

　　“金屋藏嬌”VS杜拉拉完勝

　　“金屋藏嬌”，原本是指漢武帝幼時說如果能娶到表姐陳阿嬌做妻子，會造一個金屋子給她住，或許，這個次的本意還包含著一段美好的山盟海誓。流傳到后世，則被賦予了更多曖昧特殊的意思，雖然此“嬌”非彼“嬌”，仍被許多女人當作“終極目標”。

　　杜拉拉、郭海藻。一個是職場紅寶書《杜拉拉升職記》中堅持自我奮斗的角色；一個是熱播電視劇《蝸居》中講實惠貪安逸的角色，“金屋藏嬌”的典型代表。在前不久某媒體開展的“女大學生愿意成為誰”的調查中，“杜拉拉”以絕對性優勢，受到了女大學生的一直追捧，甚至有女生直言，即使成不了杜拉拉，也絕對不當郭海藻。

　　這種觀念的轉變，直接反映出社會的變遷和女性獨立意識的萌發，一百年前，“為人婦”是女人唯一的職業，“相夫教子”則是女人唯一的工作，全部的生活重心就是“家”。然而，當基本的生存需求得以實現后，女人們卻不再滿足于單調局限的家庭生活，更難沉醉于“相夫教子”所帶來的成就感中，她們渴望接觸跟廣闊的社會，渴望像男人一樣，擁有屬于自己的舞臺和天地，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成為了她們的新目標。

　　于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接受了更多現代教育，自小信奉“男女平等”的女大學生們，在被問到“是選好老公還是好工作”的時候，幾乎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工作”，還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既然選擇考大學，就決定了今后要做一番事業了，如果只是憑著長相找個好老公，就沒必要寒窗苦讀了。

　　雖然看到那些把“嫁人”當作“終身事業”，并且因為釣到“金龜婿”而過上安逸生活的同性，還是會羨慕、眼饞，但是，“擁有自己的事業遠比嫁一個男人更重要”還是以當仁不讓之勢，成為了當今社會的主流觀點，被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女性所認同并踐行。因為“優秀的男人一般都不喜歡事業型的女人，嫁給他就意味著放棄事業，而男人是靠不了一輩子的，所以還是要個好工作，因為這能讓女人更有尊嚴，活得更有價值”。

　　“父母之命”VS“剩女”泛濫

　　2007年8月教育部公布的171個漢語新詞收錄了“剩女”一詞，指現代都市中擁有高學歷、高收入、高智商、長相也無可挑剔，但卻因為擇偶要求比較高，導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歸宿的大齡單身女青年。

　　在“剩女”成為一種愈演愈烈的社會現象，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討論的時候，甚至有人開始懷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不管其中有多少不情愿，至少那時候絕不會有“剩下”的。

　　遙想“父母之命”的年代，別說是女性，就是男子，對自己的“終身大事”也毫無發言權，幸運的，在跟見過幾次面的“另一半”結婚后再培養感情，但更多的是親情而非愛情；不幸的，則是兩個沒有共同語言、毫無感情基礎的人，在一個屋檐下過著形同陌路的生活。

　　或許正是因為有了“前車之鑒”，一百年后的今天，終于掌握了主動權的女性們對自己的愛情、婚姻傾注了格外多的希望和幻想，即使不需要被自己的白馬王子腳踏七彩祥云，但是，長相、學歷、人品、能力、金錢、地位等方面的要求卻絲毫不低。于是，在自己定下的諸多“條條框框”中，越來越多的花樣女子在等待尋覓中，不知不覺地邁入了“剩”時代。

　　也有調查表明，剩女很多都是因為擇偶標準過高，而更大的矛盾卻在于“60%的剩女不愿意降低標準”。說來可笑，被“剩”是一種新時期女性獨立的表現，然而，被“剩”卻還是因為幾千年傳統思想的影響，只因為想找到一個比自己強的伴侶。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剩女”多數都很優秀。

　　其實，“剩女”泛濫，并不是因為她們已經獨立到蔑視婚姻的地步，而恰恰是因為重視尊重。因為對己對人負責，所以她們清醒地選擇了“不為結婚而結婚”，因為太在乎，所以希望“認真地選一個人共度一生”。所以，即便諸“剩女”也很明白癥結所在，但卻堅持強調，自己并不是挑剔，只是希望“寧缺毋濫”。

　　“相夫教子”VS“家務付費”

　　前幾天，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執委，高級經濟師張曉梅今年準備的“實行家務勞動工資化，切實保障女性權益”提案，掀起了不小的轟動，引發了一場場勝負難分的“口水仗”。

　　在“約定俗成”的社會觀念里，家務勞動一直都是女人的本職，就像生兒育女一樣自然平常。但是別忘了，一百年前，甚至更久以前，女人的“工作”就是操持家務，并以此來換取基本的生存權利，把丈夫、孩子、公婆伺候滿意，就如同現在的職場考評一樣，決定著女人在家中的地位和生活質量。

　　一百年后的今天，女人的生活空間早已不再局限在“家”，她們承擔著更多的社會分工，擁有這更多展現自己、實現價值的機會，甚至越來越多地承擔著各種重要的社會角色，一點都不輸給男人。這時候，再讓女人扮演家務勞動的主角，似乎就有些情理不合了。

　　張曉梅委員在接受采訪時也說，家務纏身大大減弱了女性的社會競爭力。一方面造成了女性的就業困難，另一方面也影響了女性的自身發展。然而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有了諸如為夫妻分工干活而發明的“家務骰子”，以及根據家庭利益協商產生的“全職先生”。所以，這次的“家務付費”提案其實只是女性家庭自我意識覺醒的又一個表現，就如同張曉梅委員希望的那樣，提案本身在于使人們承認家務勞動的價值，“從而讓女性擺脫對男性的過重依賴”。

　　又是一年三月八，當我們身邊的女人們越來越獨立、越來越不聽話的時候，請千萬別感嘆“世風日下”，更別為了她們越來越“得寸進尺”的要求而大驚小怪，沒準再過一百年，就會有人為了“家庭煮夫”們的權益而振臂高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