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溫總理：您好！我是2008年6月畢業(yè)的大學生，正當經濟危機來臨的前夕，我們畢業(yè)了。剛一畢業(yè)，就面臨著就業(yè)的壓力。社會的現實是殘酷的，我們作為80后的一代，面臨著壓力和挑戰(zhàn)……房價高不可攀、工資收入低微、社會知識欠缺。少年強則國強，這句話確實很有道理。但是，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影響可能要影響好幾代人，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挨著一個。感覺有時候我們就像是積壓的商品，等到我們能被推銷出去的時候，不知道會是多少年以后。總理您日理萬機，兩鬢的白發(fā)似乎比去年又增添了不少，我不想給您增添多少煩惱，我只是想對您訴說一下我們這一代人的煩惱。

　　一個網帖引出“負一代”

　　2010年，裹挾于時代變遷大潮中的“80后”正式步入“而立之年”，時代變遷帶來的苦痛，也正向“80后”涌來。他們沒有趕上福利分房，卻趕上了房價高漲；他們沒有趕上創(chuàng)業(yè)潮，卻趕上了就業(yè)荒。背負著父母的熱切期望，背負著沉重的就業(yè)壓力，背負著高額的住房貸款，“80后”堪稱“負一代”。

　　三個“80后”向本報講述了他們的糾結與快樂，困惑與希望。

　　“我想要蝸居而不可得”

　　年齡：29歲 職業(yè)：社區(qū)醫(yī)院醫(yī)生

　　下午5時剛過，脫下穿了一天的白大褂，隨意地往椅子上一扔，陳旭活動了活動坐了一天的筋骨，一天的時間，他只接診了十多個病人——多數還只是來開藥的，幾乎每一天，他都“在這樣的百無聊賴中度過”。

　　2005年，在河北某醫(yī)科大學畢業(yè)的陳旭，通過幾輪面試，進入了這家位于北京海淀區(qū)的社區(qū)醫(yī)院，一時間陳旭成了家人的驕傲，從鄉(xiāng)村考入城市里的醫(yī)科大學，早就超出了家人的預料，如今到北京當了醫(yī)生，更是一家人炫耀的資本，一家人甚至為此事，在老家辦了幾桌宴席慶祝。不過讓陳旭沒想到的是，來北京工作，卻讓陳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當時承諾的戶口、待遇，都沒有兌現，來到北京才發(fā)現，社區(qū)醫(yī)院醫(yī)生聽起來不錯，但混起來實在是很慘。”剛剛進入醫(yī)院，人事部門便與陳旭打了招呼，表示由于名額問題，陳旭的北京戶口要到第二年解決，然而到了2006年，陳旭的身份成了“往屆生”，卻無法再享受應屆生的落戶政策，這一拖就是5年，至今陳旭都沒有獲得北京市戶口，眼看著新來的同事都得到了戶口，陳旭只能用“無奈”形容自己的心情。

　　不過戶口解決不了，并不是陳旭遇到的最大問題，每個月不到2000元的工資，讓這個剛來北京打拼的小伙子，幾乎連租房的錢都交不起。無奈之下，陳旭只好做起了兼職，每天下班，陳旭便來到社區(qū)醫(yī)院下屬的衛(wèi)生服務站，做起了清潔工兼夜間保安，除了能多掙幾百塊錢外，也暫時不用再租房子住了。

　　“那時候打電話回家，我都不好意思說自己做清潔工為了租房，只跟父母說干得很好，學了很多東西之類。”陳旭坦言，在最初的幾年，他時常動辭職回家的念頭，但是父母對自己的熱望，讓自己無法面對，“如果我說放棄，他們有多失望我都能想象得到，這是我最大的負擔。”

　　“人家總是說‘蝸居’，仿佛‘蝸居’多悲慘，可我是想要蝸居而不可得。”2008年，找了女朋友的陳旭不得不搬出衛(wèi)生服務站，過上了正常的租房生活，能在北京擁有一處自己的“蝸居”，在陳旭看來還十分遙遠。

　　“我掙錢的唯一目的，仿佛只是在給房東交貸款。”在北京打拼5年的陳旭，至今存款還停留在五位數。與附近常來看病的居民拉家常，陳旭有時也會說起自己的現狀，卻被不少人認為是在開玩笑。

　　“在很多人眼里，醫(yī)生就是地位高，收入好。”然而在陳旭的眼里，自己只是一只“無殼蝸牛”——這個由臺灣和香港傳來的詞匯，最為恰當地定義了陳旭的狀態(tài)——無力購房而必須租房，積蓄的速度如蝸牛一般，不過房價的上漲速度，卻如脫韁野馬。

　　而最讓陳旭無法接受的是，與他同期畢業(yè)的同學們，許多在家鄉(xiāng)已混得有模有樣，甚至有些已經成了科室的主力，不少人在家鄉(xiāng)也已經買房，這讓陳旭羨慕不已。然而與家里人討論起來，卻被父母固執(zhí)地認為“老家的房不算房”。

　　“到了現在，我已經沒有退路，只能在北京等待屬于我的機會。”春節(jié)剛過，房東就上門來收房租。付三押一，交完了房租的陳旭，銀行卡又一次幾乎歸零，“年終獎就這么交待了”。不過陳旭還在努力，他的下一步計劃是，如果醫(yī)院能夠解決他的北京戶口，他就能與女朋友一起申請限價房，也許擁有自己的“蝸居”，并不是非常遙遠的事情。

　　“我找著工作得先還助貸”

　　年齡：24歲 職業(yè)：程序員

　　對于劉翀來說，人生的轉折點發(fā)生在2009年6月23日，這一天，賦閑幾乎一年的他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雖然只是當上一個“IT民工”，不過處于重重壓力之下的他，還是認為這一天是自己的幸運日。

　　“簡歷遞了幾百份，面試上百回，終于有人要我了。”2008年7月，劉翀大學畢業(yè)，學習計算機專業(yè)的他，成了“一畢業(yè)就失業(yè)”大軍中的一員，然而與其他同學不同，劉翀從一出校門，就是“負債”一族。

　　由于家境貧寒，劉翀在大學期間曾申請國家助學貸款，幾年下來，為了學費和生活費，共申請了2萬塊錢，雖然這筆錢沒有利息，然而對于一個剛進入社會的大學生來說，還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畢業(yè)后就該還錢了，卻找不到工作，為了這個，我媽哭了好幾回。”2007年底，劉翀與同學們就開始尋找工作，然而往往是失望而歸，由于就業(yè)形勢并不樂觀，再加上劉翀的大學本就沒有優(yōu)勢，劉翀幾乎連面試機會都找不到。為了在北京找工作，劉翀只好蹭在留校讀研的同學宿舍。

　　“沒有工作，卻處處要花錢，那滋味真難受。”面試要穿正裝，劉翀只好去批發(fā)市場買便宜貨；每天吃飯，劉翀就在學校辦張臨時飯卡。然而時間一長，劉翀就開始聽到各種冷言冷語，有些同學開始對劉翀蹭在學校表示厭煩，甚至他可能會逃避還款的傳聞，也傳到劉翀的耳中。

　　“欠著錢，別人看我的眼光都是異樣的，好像你時時刻刻都可能跑了一樣。”學生畢業(yè)后拖欠助學貸款甚至逃跑的消息，經常見于報端，這也讓劉翀倍感壓力；手機過于破舊想換一個，劉翀都考慮了半天，“就怕人家指指點點，說什么欠著錢還買手機之類。”考慮再三，劉翀最后買了一個當時最便宜的手機。

　　在四處找尋近一年后，2009年6月23日，劉翀終于接到了一家IT公司的錄用通知，今年1月，劉翀還收到了有生以來的第一筆年終獎——5000元，沒有給家里買年貨，連同工資攢下的錢，劉翀湊了1萬塊，準備先還上一半助學貸款：“等到明年這個時候，估計我就可以還上所有的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