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動機

　　陜西籍工人張國和龍曉偉，因被塔利班武裝分子綁架，在2008年一度成為國際、國內各媒體頻繁關注的對象。2009年，這兩個名字又一次出現在諸多媒體的顯要位置。自從被安全營救歸國后，兩人因工資待遇、醫(yī)療費用和經濟、精神賠償等問題無法解決，將“老東家”告上了法庭。

　　他們熬過了艱難困苦，經歷了生死關頭，為何又拿起法律武器堅決地和原來的“老東家”對簿公堂？

　　2009年12月29日，此案在西安市雁塔區(qū)人民法院開審。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像龍曉偉和張國兩人在國外遭受人身財產損害的情況，還沒有判例。因此，此案的審理不僅關乎龍曉偉和張國兩人的命運，還將對目前我國數十萬境外務工人員權益維護產生影響，同時也將“如何保護海外務工者的人身和財產安全”這一問題再次擺到了臺前……

　　張國、龍曉偉兩人靜靜地站在陜西省西安市雁塔區(qū)人民法院門口等待開庭通知，他們的父母和妻子也一齊陪同前來。

　　從二百公里外的寶雞家鄉(xiāng)趕來的龍曉偉，右小腿處還有六塊鋼板，走起路來有些踉蹌。張國在西安剛找到一份新工作。與幾個月前相比，兩人的氣色和精神狀態(tài)都好了許多。

　　這是2009年最后一個周五，距他們從巴基斯坦被解救回國已過去了將近一年。

　　受困工人歸來遇冷落

　　2008年5月，西安江博科技有限公司聘用龍曉偉、張國為公司員工。包括他們在內，西安江博公司派往巴基斯坦的這一批員工共有8人，皆從事通訊基站土建工程督導工作，整個通訊基站建設則是中興通訊承包巴基斯坦電信運營商的項目。

　　龍曉偉和張國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經過短暫的技術培訓后，開始從事通訊基站土建工程督導工作。幾個月后，即2008年8月27日，兩人在工作返回途中被塔利班武裝分子綁架，隨身攜帶的數碼相機、手機及現金等全部被搶走。

　　此后，兩人被關押在塔利班控制區(qū)的一處民房里。關押期間，生活條件異常艱苦，每天吃的是一片玉米餅、一個生洋蔥，飲用水靠收集雨水，還時常受到生命威脅。不甘受擺布的兩個年輕人在10月15日趁夜逃跑。結果張國成功逃出，龍曉偉則墜落山崖致右腳骨折，又被塔利班抓回。直到2009年2月15日，在中、巴兩國政府共同努力下，龍曉偉才成功獲救。

　　從險境中安全歸來，本應該受到特別的安撫，但在張國、龍曉偉兩人看來，后來的一系列糾紛卻使他們仍處在煎熬之中。

　　由于被關押期間和逃跑過程中的極度緊張和恐懼，先期歸國的張國一直精神抑郁，情緒反常，經醫(yī)院診斷為“創(chuàng)傷后精神障礙”。回到西安住院治療的龍曉偉經診斷，右腳踝關節(jié)脫位，右側腓骨下段骨折。由于傷勢屬于陳舊性骨傷，骨痂形成畸形愈合，還需較長一段時間才能恢復正常。

　　張國對記者說，他回國后西安江博公司立即結算了工資。他向公司咨詢社保及人身意外保險手續(xù)時，公司總經理張建科生硬地表示，根據約定，勞動合同期限至回國之日止，工資結算以后雙方沒有任何法律關系……張國拿到結算的幾萬元工資后被拒之門外。醫(yī)保、人身保險和一大堆受傷治療費票據的報銷，也沒有了下文。

　　隨后回國的龍曉偉很快也遇到了類似張國的遭遇。龍曉偉回國時右腳骨折，回西安治療期間所有費用全部由西安江博公司承擔。但是，關于下一步的醫(yī)療費用和工資結算、社保金、人身保險等費用，公司和他之間也發(fā)生了矛盾。

　　2009年6月12日，張國、龍曉偉以克扣工資、違法解除合同，未辦社保及賠償履行合同過程中造成的損害等為由，起訴西安江博公司、中興通訊公司。

　　龍曉偉、張國訴請被告分別補發(fā)拖欠和克扣的工資，并相應支付拖欠、克扣工資的經濟補償金，支付違法終止(解除)合同的賠償金，賠償因履行勞動合同而遭受的損失包括精神損害賠償金等，數額分別為132萬余元和92萬余元；并要求被告為兩人補繳養(yǎng)老、失業(yè)、醫(yī)療等社保費用。

　　勞動爭議中可否存在精神賠償

　　龍曉偉、張國的訴訟請求中，精神損害賠償各為50萬元。

　　他們認為，中興公司安保措施不到位，在危險地區(qū)建設項目作業(yè)未遵從大使館指令行動、未按規(guī)定在巴當地警方備案。中興公司發(fā)現危險跡象曾一度撤離工作區(qū)域，但在危險警報未解除的情況下擅自作業(yè)，使得他們作為第一批員工受上級指令重返工作區(qū)后，就發(fā)生了綁架事件。因此，中興公司難辭其咎。

　　那么，勞動爭議中可否存在精神賠償？

　　中興通訊公司及西安江博公司代理人認為，龍曉偉和張國遭遇劫持，確實給其帶來了人身損害或經濟損失，同時也不同程度地對當事人的精神造成損害，但目前我國只有民法通則對精神損害賠償問題作出了規(guī)定，而勞動法及相關法規(guī)、政策對這一內容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原告方的請求沒有法律依據。

　　“勞動法處在民法體系之中，遵從民法‘法不禁止即許可’的法治原則，勞動法律規(guī)范至今沒有禁止或限制勞動者在履行勞動合同過程中，因單位嚴重過錯致遭受損害的精神損害撫慰金求償權。”龍曉偉和張國的代理律師楊軍認為，原告的精神損害結果確實存在，且與對方當事人的行為存在因果關系，它與勞動爭議案密不可分。

　　楊軍說，無論是中興通訊還是西安江博公司，在施工期間明知有巴基斯坦外交部多次發(fā)布警示和中國駐巴使館通告的情況下，未向大使館備案登記，未通知當地軍、警部門提供保護，貿然指派兩原告前往危險地帶(當期禁止外國人進入)工作，違反了當地“制度”和“法令”，造成了嚴重后果，其過錯極為明顯、嚴重，故其應承擔原告訴求的法律責任。

　　楊軍認為，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管理條例》第十七條明確規(guī)定，既要保護外派勞動者的人身安全也要保護其財產安全，這是區(qū)別于內國勞動法律規(guī)范的規(guī)定，表明了訴求精神損害賠償的合理性。

　　對此，西北政法大學副教授郭升選認為，物的賠償可以計算，對人身的保護實難量化。因此，在勞動爭議中主張精神賠償符合民法的“填平原則”，即對因過錯導致的損失應給予全部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