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討勞動合同 農民工立生死約

　　●何正文兄弟來京打工5年沒有勞動合同，工資被克扣投訴無據

　　●兩人擔心遭報復，共同商定如果一人遇難則子女由對方撫養

　　何正文 46歲，四川閬中市妙高鎮農民。

　　五年前他來到北京當建筑工人。來京之前，何正文南下打工15年。

　　由于沒有勞動合同，他常常被克扣工資。

　　直到今年再度目睹過工友被打投訴無門后，他瞞著妻子，偷偷與在同一工地的弟弟簽下生死契約后離開工地，將勞務公司提起仲裁。

　　考大學、搞致富、下廣東……

　　46歲的何正文長于四川農村，打工漂泊于四方。他一輩子都想做成件大事，卻一次次失利。

　　為了討份勞動合同，今年9月份，他被拖欠半年工資后，連夜離開工地，將勞務公司告上勞動仲裁委員會。

　　近日，豐臺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仲裁委員會向其送達受理通知書，確認12月15日下午開庭審理。

　　然而，正是在這段等待開庭的三個月中，何正文又再度打起了沒有合同的黑工。

　　得獎高手生病無緣高考

　　畢業后他沒再與同學聯系。他瞧不上打撲克，閑來就找工友要報紙看，大伙也習慣了他的嚴肅和寡言。

　　如果不是當年錯過高考，何正文或許不會打了近20年工。

　　如今46歲的他，約1.7米高、110斤重，與大多數的農民工一樣頭發糾結、皮膚干燥，盤算著賺點血汗錢后回家養老。

　　高中二年級下學期，他大病一場，加上家境貧寒，沒能撐完最后半年(當時高中為兩年制)去參加高考。他至今記得自己成績不錯，參加過數理化競賽拿了三等獎。

　　“有的當老師了，有的是干部。”畢業后他沒再與同學聯系，偶爾聽村里人說起總又不敢打聽。

　　說這話時，他習慣性地抱著雙臂，低頭皺眉，操著夾雜著口音的普通話，努力地要調動書面語。

　　據一位同鄉工友說，平時他也是如此，雖是土生土長的四川人，卻不喜歡吃辣椒，也瞧不上打撲克，閑來就找工友要報紙看，大伙也習慣了他的嚴肅和寡言。

　　只有北大、清華等高校的大學生來工地放電影、做普法宣傳了，他才活泛起來，不被動員就主動去聽，并津津樂道于他們的來頭，日后還保持短信聯系。

　　生產隊長南下流浪打工

　　由于讀過高中，他被推舉做了生產隊長。他說動幾戶農民辦起了副業。等他想把這幾戶聯系起來“形成規模效益”時，沒人響應了。

　　不過，在1985年的川北山村，在170多人的自然村，讀了高中的他仍是佼佼者，大伙推舉他做了生產隊長。

　　那時的他就愛聽廣播，還訂了份《農民文摘》，拿小本子記下養殖專業戶的故事，走家串戶講給同鄉們聽。有幾戶被說動了，辦起副業，每年多了幾十塊收入。等他想把這幾戶聯系起來“形成規模效益”時，沒人響應了。

　　于是，干了三年的生產隊長，何正文南下打工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不懂粵語的他流浪于南方，在工廠做過小工，在農場做過雜役。

　　廣東惠東有片綠色高科技農田，管事的似乎是個大學老師，何正文管他叫教授。在農田打工的六七年間，簽了一輩子唯一的勞動合同。

　　每天工作八小時，每月工資600元，合同里寫得清清楚楚，那時的日子簡單快樂。先后有了兩個孩子，都夭折了，他不敢對未來有奢望。

　　“可惜賺得太少，還是沒能清貧下去。”何正文說，同一時期，在工廠做工月收入1000元，在工地能拿到1300元。

　　何正文選擇了到工地，他需要錢。

　　維權組織者被工友瓦解

　　工地說好是男女同工同酬，但要結算時女工工錢被壓低。他將工友組織起來決定圍堵工程部。不料翌日工友瓦解了。

　　此后，受氣、被扣錢如一部長壽劇般，在何正文的打工生涯中不斷重放，雖然他堅持認為“咱是走正道的人，不惹那些事”，雖然他走路、坐船堅持來左去右，落座前先用手擦把椅子，哽咽時會拿出紙巾別過頭去擦鼻涕。

　　去年春節前，他和妻子在唐山做工。說好男女同工同酬每天70元，但結算時工頭將女工壓低到50元。讀過書、年齡稍長的何正文組織工友，決定擇日圍堵工程部。不料翌日工友就瓦解了。

　　在何正文的生活中，理想總是沒趕上現實的火車，他長嘆“快半百的人，沒辦成一件大事”，直到近半年來的兩件事刺激了他。

　　今年3月，何正文與小其7歲的胞弟何正武通過老鄉介紹，來到北辰香麓工地。

　　3月中旬的北京乍暖還寒，一個雨夜，何正文聽到工地外的哭鬧。江蘇工友石二東與其母在鐵柵欄外苦求見領導要工傷費。石二冬稱，他春節前在此打工時從地下室跌落，脊椎損傷，但因沒簽勞動合同書，工頭不承認工傷。

　　“雨下了一夜，他們也待了一夜。”何正文心里不是滋味。收工后，他溜去項目部工棚，假裝在聊天發短信，其實已暗自存下墻壁上張貼的各負責人職務、姓名和手機號。日后，他又主動聯系上石二冬，叮囑他主動給工頭打電話，并做錄音。但結果不了了之。

　　與此同時，何正文的妻子席君華也目睹了一件不平事。席君華在西站附近一家小飯店負責殺魚。一天，不到20歲的小雜工偷吃了把花生米，主廚發現后三次將其推倒在地。

　　當晚，據席君華說，小雜工就被辭退，由于沒有合同，挨了打也無處說理。

　　“十年后，我兒子也可能被這么打。”笑呵呵的川妹子席君華眼淚滴答直落，她的兒子現年8歲，正在老家讀書。

　　為了不讓以后兒子也受同樣的氣，何正文瞞著妻子，決定賭一把去做件大事。

　　倔強農民打黑工討合同

　　生活總得繼續，他一邊為合同申請仲裁，一邊打黑工。工友們散伙前聚會，他唱了《國際歌》，末了喊著“讓我們這種思想沖破牢籠”。

　　他們要討一張勞動合同，要申請仲裁。

　　仲裁的主意是何正文出的，他已暗自盤算一個月了。

　　3月份來工地時，工頭蒲坤陽承諾何正文兄弟每天120元-130元，但5月20日，蒲坤陽從工地消失。9月5日勞務公司撤出該工地時，非但沒發3月6日至5月20日的工資，還以每天70元-80元的標準發放了5月22日至9月5日的工資。

　　“工資不是上帝施舍的，是我自己掙的。”不滿的他在白天干活時，找機會與弟弟商量訴諸法律，弟弟同意了。

　　十余平方米的小房，每月130元租金，兄弟倆擠在一張床上，定下生死盟約，即一旦因報復遇難，只要兩人中任何一人有能力，須將對方子女視如己出撫養成人。而所謂床，也就是木板下墊了八層磚。

　　下定決心后，何正武又找了個工地干活，何正文則開始做起訴訟準備。當時他手頭上唯一的書面證據就是9月5日結算時拿到的估工單，但他不怕，并自學法律。

　　那一晚，由于怕遭報復，兄弟倆搬出工地，決定次日由哥哥去申請勞動仲裁。此前，9月11日，何正文已前往仲裁委員會打聽相關手續。

　　“歷史上、當代史上都有人要做出犧牲。”9月13日晚，弟弟記下了何正文這句話。

　　9月14日上午，何正文到勞務公司所屬的豐臺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仲裁委員會提起申請。在大廳等待時，他沒有猶豫，唯一的擔心就是搜集來的證人證言是否有法律效力。

　　撒把鹽到水里，即便沒攪動，也會有點味兒，他堅信。

　　散伙后，工友們聚會，大伙哄他唱首歌，他沒多想就唱了首《國際歌》，末了喊著“讓我們這種思想沖破牢籠”。他平時最愛聽廣播評書《岳飛傳》，他聽了兩遍，因為欣賞岳飛“對父母、對國家，都有那么一份責任感”。

　　不過，為了生計，幾天后何正文也告別了租住地，到弟弟所在工地打黑工，照舊沒簽《勞動合同書》。

　　幾天前，他終于等到了仲裁委員會通知———12月15日開庭。

　　□本版采寫/ 本報記者 張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