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1960年，父親乘車從湖北武漢出發前往孝感檢查工作。喜好開車的他看到司機很疲勞，便接手開車，當車行駛到一個年久失修的木橋上時，橋體突然塌斷，轎車一頭栽到橋下的水里，方向盤把父親的胸部頂塌……

　　“父親去世那年36歲，母親才34歲。”高鋒說，“母親的精神受到極大刺激，經醫院診斷患上精神分裂癥，入院治療。出院后，也無法自己料理生活，只好去姥姥家養病。”

　　對高鋒來說，人生最艱難的歲月還不是父親剛去世那幾年。刻骨銘心的記憶始于11歲以后，高鋒成為了胸前掛著家門鑰匙的孩子，除做飯、料理家務、獨立掌管經濟、照顧好弟弟之外，還要隨時隨地留意母親情緒的變化，防止她自殘或傷人。

　　漸漸地，高鋒熟悉了母親發病的規律，并開始竭盡心思地去揣摩化解母親心結的方法，嘗試著轉移母親的注意力，平緩她激烈不安的焦躁情緒。

　　母親發病最厲害時，在家里捶墻，出現幻聽，老覺得有人說她壞話，聽不進任何人的勸慰。“我勸說母親時首先要靠近她，讓她坐下來聽我說話，和她說，‘我不舒服了’。”

　　母親關注孩子的感受，情緒就有所轉移。這時，高鋒會給母親倒杯水，在她身上捶捶，對她說：“咱家東西損壞了沒人給修，公家來修是要錢的，咱們工資就那么多。”

　　見母親不吭聲，高鋒接著說：“沒人說您壞話，我是您的兒子，我沒聽到。”

　　很快，母親聲音沒那么大了，聲調沒那么高了，說話頻率沒那么快了，慢慢地安靜了下來……

　　少年高鋒也曾有過自怨自艾，怪父親早早走了，嘆母親得了重病，看人家家里天天呼爸喊媽，那種親情的溫暖早就從自己身邊永遠溜走了。如果有父親庇護，在外面受了欺負有人傾聽有人消解；如果有父親庇護，母親就不會一次次受人惡語奚落。坎坷中襲來的酸楚一次次刺痛著少年高鋒的心靈。

　　“直到現在這個年齡，我才知道，我的父母很慷慨，什么都給我了，給了我很好的DNA，給了我應對生活困苦的良好心態。”高鋒說，“我今天堅韌的個性都是從那個時候來的。”

　　命運中相似的情景繼續延伸：初中升高中，他趕上推薦選拔，因為與老師關系不洽，凡人人引頸憧憬的上高中、參軍、進技校那些前途無限光明的機遇，無一惠恩于他。

　　后來，因表現出色，他從插隊農村被推薦到武漢師范學院中文系學習，卻又因出任校團委干部忙碌班外龐雜事務，荒疏了與班里同學的交往，他沒有通過入黨投票的表決，并因此與已經看好他的新華社湖北分社失之交臂。

　　更麻煩的事還在后面，一心想當記者的他錯過了在中文系留校的時機，學校執意留他，卻只能把他安排到教育學科教研室。

　　這一連串的挫折讓高鋒感到“五雷轟頂”、“天旋地轉”。

　　“但人生告訴我，機會是爭取來的。”而立之年，在武漢師范學院當了8年教師的高鋒，看到《長江日報》刊登了湖北公安專科學校招聘教官的廣告，他“腦子斗爭了一下”。

　　“我小時候對警察特別向往。”電影《秘密圖紙》中民警身著制服的畫面，深深地烙在少年高鋒的腦海里。中學沒當成兵，插隊時見鄰隊知青應選公安交警，不久穿著“上白下藍”警服回村探望，讓他羨慕得眼珠發紅。

　　姍姍來遲的機會出現在30歲的高鋒眼前。他曾悄悄去招聘學校“偵查”一番，那里雖然比不得自己服務了8年的熟悉校園，但他咬著嘴唇給自己打氣，“我不是來挑地方的，我是來挑事的”。

　　入校后，高鋒在抓緊時間大量通讀公安專業知識的同時，開始了下基層了解刑事犯罪案例的調研。從助教晉升講師、副教授、教授，直至從湖北奉調入京，一路披荊斬棘……

　　歲月流轉，少年高鋒、青年高鋒在應對苦難、不幸、挫折、失意中積蓄了意志力和自我調整的能力，積蓄了日后從事心理學研究和教學的實感體驗，為他研究危機談判對象和談判方法提供了深厚的心理積淀。

　　高鋒清楚，比自己能干的人大有人在，如果沒有很好的秉賦，如果不是“最最努力”，他無法獲得今天的成功。

　　在他看來，努力、機遇、遺傳這三部分合在一起，成就了今天的他。

　　“來北京之前，沒人想到我能做到今天這樣。”回首往事，高鋒說，“我要感謝挫折。沒有挫折，我不知道天高地厚；沒有挫折，我就不能更進步。”

　　在風險談判中，高鋒提出“生命至上”的原則，在保護好人質、談判專家生命的前提下，“不到迫不得已不打死劫持者，不到迫不得已不將槍對準劫持者”

　　反劫持談判專家手里握著兩條人命，一個是被劫持者，一個是劫持者。

　　人質是第一位的，如果人質死了，劫持者也死了，稱之為雙輸；人質救出來了，劫持者被打死了，叫缺位；人質沒有死，劫持者也活了下來，稱之為雙贏。

　　要讓反劫持談判專家的嘴能成為“武器”，深深感染、打動直至改變劫持者的意識和行為。

　　傳統理念是以暴制暴，以往出現諸多的失敗案例，皆因觀念上出了問題，始終居高臨下，認為劫持者應該屈服于我。

　　倘若談判使劫持者產生絕望，那是談判專家的失職和高度無能。

　　古往今來，“惡有惡報”是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觀念，采用以暴制暴手段對付劫持者，歷來有著強大社會心理慣性的支撐。而高鋒在積累學識的過程中逐漸明確了這樣的核心觀念：在中國當今社會現實里，反劫持談判更多的是需要與中國弱勢人群中采取極端手段的個體進行談判，這不同于與有信仰的恐怖分子進行談判。

　　在突破“江南第一扒”的心理防線的過程中，有一段對話令高鋒至今未能忘懷：

　　問：你把手伸進人家兜里不感到不道德嗎？

　　答：你們(指社會)把我逼得這個樣，你們不道德，逼我不道德，就等于無所謂不道德。有兩種人我不偷，工人農民我不偷，老人不偷。

　　依高鋒的分析，在中國劫持人質事件中，劫持者大多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自認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們先是受害者，后來成為害人者。這樣一批人是弱勢人群，是被社會邊緣化的群體。他們用極端的方式向社會進行最后的吶喊和訴求。

　　“面對這樣的訴求，你是把他打死好，還是留下來探討解決問題？”對此，高鋒提出的原則是：生命至上。他認為，劫持情境中要保護5種人的生命：人質、談判專家、現場警力、周圍圍觀和聚集的公眾，以及劫持者的生命，“不到迫不得已不打死劫持者，不到迫不得已不將槍對準劫持者”。

　　2003年11月，在基本完成反劫持談判的理論體系和操作架構后，高鋒認為，去國外了解同行的時機已經成熟。申報的外訪計劃很快得到批準，年底前，高鋒便飛赴德國柏林，前往柏林高級警察局調研。

　　德國的反劫持談判研究始于40多年前。在1972年慕尼黑召開的第20屆奧運會上，德國特種部隊向扣押以色列體育代表團人質的恐怖分子開槍，導致9名以色列人質被殺、8名恐怖分子被打死，釀成了舉世震驚的慘案。40多年來，德國政府精心磨礪反恐行動與談判技戰術，積累了豐厚的實踐經驗。

　　出訪德國的一個多月里，高鋒把時間全用在了解德國警察部隊反恐技戰術和談判經驗上。他追著德國研究談判的頂級專家勞伯等，詢問談判經歷、談判要點、談判方式、培訓方式等等問題。

　　回想起這次德國之行，高鋒非常欣慰，“我是處心積慮地去學習的，我很有收獲”，“去之前，我的整個理論體系已經完成；去之后，我發現德國的反劫持談判實用，戰術和戰斗性很強，但是有一個問題，德國的理論不嚴密，都是經驗性的傳述和操作性的體系，不像我們中國首先有基礎理論，再轉為應用理論。現在到了一個全國整合、建立談判專家機制的時候了，招收、培訓、復訓、使用、待遇，即使這不能成為一個警種，那么，成為警種下分支也行”。

　　2004年，首屆國際反劫制暴戰術談判國際警務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勞伯應邀來到北京。

　　與會期間，勞伯在了解到《反劫制暴戰術談判》一書的內容后，非常驚訝。他在評價書中闡述的“生命至上，反對以暴制暴”原則時對高鋒說，“你的理念能夠操作，是最令我震撼的”。

　　在此次國際研討會上，有位美國專家對《反劫制暴戰術談判》書中論述的“近距離談判”非常感興趣。這位美國專家告訴高鋒，美國考慮到近距離談判直接威脅談判人員生命，因而從發起劫持談判之初就一直加強紅外跟蹤儀、微型播話器、機器人等高科技設備的開發，沒有重視近距離談判的真正效能。詳細了解了近距離談判的理論、操作方式以及在中國實施的效果后，這位美國專家希望高鋒能前往美國，參加一年一度在加州薩克拉門托舉行的世界談判專家大會。

　　顧名思義，“近距離談判”就是談判專家與劫犯近距離面對面的談判方式。高鋒認為，這種自然溝通的方式，不僅能夠把很嚴重的劫持事件轉化為一般糾紛，還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反劫持方的誠意。此外，能清楚地觀察對方的情勢，近距離地觀察和把握戰機，使談判手能夠隨時向攻擊手轉換。

　　“參與談判的人給劫犯一個笑臉，一句問候，再給他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成功率是很高的，甚至能把劫犯談哭。”正因為如此，高鋒一直倡導“近距離談判”這一我國所獨創的談判方式。

　　高鋒說，在近距離談判時，談判者便裝上場，理想的距離在13米左右，既能夠彼此看清對方的表情聽清對方的聲音，又不致讓劫犯產生過度的戒心。“在談判過程中可以適時地向劫犯靠近，但最好保持3米以上的距離，在劫犯喊停的時候，一定要停下腳步。”

　　通常來說，劫犯已經站到了社會對立面，仇視社會以及自卑情緒都會比較明顯，而談判專家是代表社會來談判的。基于劫犯微妙的心理考慮，高鋒認為，在挑選警員進行談判專家培訓時，對外型和氣質都有嚴格的要求，“一般的原則是，要矮的不要高的，要瘦的不要胖的，要丑的不要帥的，要老的不要年輕的。總之，談判專家的外貌不要有刺激性，越普通越好。此外，目露兇光者不要，面龐發黑者不要，高大魁梧者不要”。

　　而談判時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要保持高度的和善，用高鋒的話說，“要做到像糖稀似的，芝麻一旦碰著就沒有不沾上的。”

　　保持親和力的一大關鍵是臉上的表情，高鋒提出的要求是，“夸張而不凝固，要不斷通過表情去拼接劫犯的心理。”

　　“凡是上我的課冷臉的，我都要單獨談話。”高鋒說，在培訓時，他要求每個學員針對自己憂愁、煩悶、輕微的喜悅、狂喜4種表情，每樣都拿出3個版本。“保持親和力還要做到‘三個沒有’：臉上沒有蔑視，口中沒有否定，動作沒有威懾。”

　　至于談判時的動作，“在出場前掏空褲兜，使其處于空癟狀態；雙手切忌插在褲兜里，以免給對方造成隨時掏槍的感覺；上衣口袋里也不能有東西。以這種無聲的語言消除對方的戒備和緊張心理，盡快在雙方建立一種無聲語言的認知和信任。”

　　當雙方正式開始交流時，高鋒說，“身體姿態要平和自如，不可居高臨下。千萬不要使用挑釁、壓迫或侮辱對方人格等方面內容的詞句，應當給對方有一種平等對話的感覺”。

　　為了讓談判時的動作更加“柔”一些，高鋒會讓他的學生們去學習舞蹈。

　　談判時全靠一張嘴上的功夫，高鋒說，“說話時，首先是要‘清’，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要保證對方能聽清楚；其次是‘和’，臉上的神態和語言要體現理解寬容同情的姿態，給對方以心靈的震撼力，達到刺破前胸留在心坎的效果。”

　　“談判是一門技術含量很高的工作，談判者必須具有豐富的人生閱歷，能迅速觀察劫犯的性格、職業等諸多信息，因此談判者的年齡應該在35歲以上。”高鋒說。

　　高鋒對記者說了幾句培訓談判者時常說的話：“我們的舌尖要頂起一座泰山”；“不要把劫犯逼上梁山，劫犯要上梁山，你要讓他下來”……

　　一則來自英國伯明翰大學的口訊傳來，說在該校世界反劫持談判法學課上，有位英國教師在戰術史中提到高鋒，說中國有個老警察，創立了完整的談判理論體系。在這位教師看來，中國的反劫持談判已經跟上了世界反劫持談判的時代步調。聽到這個轉述，高鋒很受鼓舞。

　　“老警察”高鋒今年55歲，警齡于今越過第25個年頭，卻在知天命之年陡然成為國內外炙手可熱的新聞人物……

　　采訪高鋒期間，媒體連續報道了幾起劫持事件。針對其中的一些擊斃劫持者的案件，高鋒的評價是：“人性的根本就是維護人的生命權。這是最高的標準，也是底線。開槍打死劫持者的社會成本太高。如果沒有開展劫持談判就開槍，這是令人難以接受的。”

　　時至今日，“維護劫持者生命”的觀點正日益得到廣泛的接受。在提倡和諧社會的今天，它有著更深層次的社會意義……(本報記者 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