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已變成一堆瓦礫的賓館前，楊忠輝和孫玲夫婦至今氣憤難平。因為沒有達成補償協議，他們經營的國天賓館已被強拆4個多月，至今卻沒有拿到一分補償款，裝了53車的物品也不知所終。

　　他們無法理解：產權證、土地證一應俱全的私有房產，怎么沒有打聲招呼就給拍賣了；在拆遷過程中，他們一直積極配合政府工作，主動找相關部門要求裁決和調解，為什么還遭遇強拆“釘子戶”才有的“待遇”。

　　下崗創業

　　楊忠輝，安徽蕪湖市鏡湖區居民，今年51歲。此前，楊忠輝和妻子孫玲都在蕪湖市食品系統工作。上世紀90年代初，楊忠輝夫婦雙雙下崗，在父母和親友的幫助下，他們開辦了一個飛機票代售點。創業之初，楊忠輝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在全市跑街串巷送票上門，靠靈敏的市場嗅覺和日積月累的辛勞，他們的售票點在蕪湖遠近聞名，生意也越來越紅火。

　　2000年，因國有企業改制，楊忠輝售票點所在的原鏡湖餐廳準備將整幢樓對外出讓。為保住售票點多年積累的知名度，同時響應政府號召，他們咬咬牙向親友籌借資金319萬元，將這幢位于蕪湖市繁華地段的四層樓整體買下。除一層繼續經營航空售票業務之外，他們將其余樓層改建成國天賓館，并安排了30多名下崗職工就業。

　　因為地段較好，且正對面就是安徽師范大學，迎來送往不斷，賓館生意一直不錯。

　　遭遇拆遷

　　2006年7月，有朋友告訴楊忠輝夫婦：你們還不知道嗎？這里要被拍賣了。果然，在2006年7月28日的《大江晚報》上，夫婦倆找到了這則由蕪湖市國土資源局發布的拍賣出讓公告。公告顯示，包括國天賓館在內，蕪湖市鏡湖區黃金地段8204平方米的土地將拍賣出讓。據了解，地塊最后拍出了6250萬元，標明的規劃用途為商業用地。

　　2006年9月18日，一家名為“城鑫”的拆遷公司找上門，給楊忠輝送來了“致被拆遷戶的一封信”。

　　拆遷公司稱，受蕪湖市國有土地收購儲備中心的委托，他們具體執行該地塊的拆遷工作。信中要求被拆遷戶準備好產權證明和納稅憑證，并“顧全大局，對拆遷工作給予大力支持”。在沒有談及拆遷補償的情況下，還下達了停止經營活動的通知。

　　接下來，拆遷公司又來找楊忠輝談過多次。對于拆遷，楊忠輝夫婦也沒有表示異議，只是認為，根據拆遷安置補償規定，為保持航空售票業務的連續性，希望能原地回遷。在請示“上級領導”之后，拆遷公司的代表明確告訴楊忠輝，地塊是整體出讓，回遷根本不可能，只能考慮貨幣補償。

　　雙方談了多次，并沒有涉及補償標準等問題。隨后，據說因為要保持“和諧、穩定”等原因，拆遷的事就暫時擱置下了。楊忠輝的賓館和售票處照常營業，本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補償爭端

　　時隔兩年多，拆遷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似乎因等候時間太長，這次的進展明顯加快——

　　2008年11月5日，楊忠輝收到同一家拆遷公司送來的第二封信，并附有以拆遷公司為名義的安置補償方案。只不過，這次的委托主體變成了鏡湖區人民政府。

　　針對楊忠輝夫婦要求就近回遷安置的請求，2009年1月6日，拆遷公司又給他們拿來一份抬頭為“蕪湖市查處違法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文件，該文件專門針對他們所有的國天賓館，給出了具體的補償價格指導：按照這個“指導價”，國天賓館的拆遷補償為819萬多元。

　　楊忠輝夫婦當即到國天賓館所在地鏡湖區政府詢問：我們的房子什么時候變成“違建”的了？當時，在場的副區長徐平對內部人員責備道：這是內部文件，誰讓你們給他看了！隨即又對楊忠輝說：這就是告訴你們一個價格！

　　接著，這位區領導又換了個口氣對孫玲說：“孫總啊，說句題外話吧，你們這個樓，當初買的時候才300多萬，現在可以拿到1000多萬，這么多錢，我們坐辦公室的，一輩子也掙不來呀……”

　　3天后，楊忠輝夫婦又看到墻上張貼的蕪湖市平泰房地產評估公司對國天賓館的“評估結果”：建筑面積2211平方米，價值1158萬多元，單價約每平方米5240元。而據記者現場調查，距離國天賓館約100米開外的一處商業地產，目前價格為每平方米26000元左右。

　　孫玲隨即又到評估公司詢問：你們評估的這個價格，是根據哪條規定的哪一個原則？面對質詢，平泰評估公司一位領導說，我們也覺得這個價格是低了，但是沒有辦法，我們吃的是政府飯，如果不按政府說的辦，以后我們就沒有業務了！”這次，留了個心眼的孫玲，把這段對話錄了音。

　　在給楊忠輝的書面答復中，平泰評估公司還說明，他們給出的這個價格在委托方和拆遷方看來已經高了，經過解釋才給予認可。他們建議，楊忠輝應主動找拆遷人或主管部門領導協商解決辦法。最后，他們還送給楊忠輝一句“智者的話”，希望與他“共悟”：面對身邊發生的重大事件，要面對它、接受它、解決它、放下它。

　　針對楊忠輝夫婦“要跟領導談”的要求，2009年1月，鏡湖區副區長、組織部長、街道辦主任等會同拆遷公司的人一起，把楊忠輝夫婦找到了區政府面談。

　　當楊忠輝問及究竟誰是拆遷主體時，區領導回答：主體是市國有土地收購儲備中心，區政府是執行者；而當楊忠輝提出按照有關政策，請求就近安置時，區領導的回答是：不可能！

　　被拒收的裁決申請

　　2009年2月1日，楊忠輝夫婦以被拆遷人的身份向蕪湖市建委提出了裁決申請。隨后，他們被告知，有關拆遷的裁決權限已下放至區建委，因此，市建委不予受理。

　　2月11日，楊忠輝又以郵寄的方式，向鏡湖區建委裁決辦公室送達了裁決申請。然而，鏡湖區建委直接拒收了他們的申請，特快專遞又被原封不動地退回到楊忠輝手中。經詢問，當值郵遞員稱郵件送達后，接收人專門請示了領導，領導指示：退回去！

　　令人不解的是，兩天后的2月13日，鏡湖區建委卻受理了“拆遷人”的裁決申請。為此，楊忠輝立即向蕪湖市建委提出了仲裁回避的申請，但未得到回應。

　　2月27日，按照有關規定，鏡湖區建委對申請裁決的雙方進行了第一次調解，但未讓雙方當事人在詳細記錄上簽字。令楊忠輝夫婦感到不滿的是，負責調解的區建委工作人員，似乎和拆遷方“坐在一條板凳上”，每次都搶著替對方辯解。也正是在這次調解過程中，拆遷公司突然提出，可以向他們提供一處置換房屋。抱著一絲希望，楊忠輝夫婦同意去看房。

　　這處位于蕪湖市青長街的門面房，面積約500平方米，不到國天賓館面積的四分之一。這處房屋為一處洗腳房，目前仍在營業。經詢問，店主稱并未聽說這處房屋要轉讓，并且他們的承租合同到2015年才到期。店外，巨大的招聘啟事也顯示，門店營業一切正常，短期內不可能實現“產權置換”。

　　但是，3月5日，在第二次調解沒有進行的情況下，楊忠輝夫婦接到了鏡湖區建委的行政裁決書。裁決書完全支持了拆遷方的請求和補償方案。值得關注的是，那處所謂的“置換房屋”也出現在裁決中：應補償金額為1158萬元，除去產權置換500平方米的門面房，還應支付貨幣補償436萬多元。這樣算來，這處置換房屋每平方米均價約14400元，且所處地段明顯不如原國天賓館。而根據評估報告，國天賓館的價格僅為每平方米5240元。

　　強拆下的抗爭

　　根據這個裁決，鏡湖區人民法院隨后下達了強制執行拆遷的通知書。4月7日，楊忠輝向鏡湖區人民法院提請行政訴訟，但直至四個月后，法院仍未立案。

　　就在楊忠輝提請行政訴訟的第二天，2009年4月8日，鏡湖區人民法院會同其他行政執法部門約300余人，在鏡湖區組織部長和鏡湖區政法委書記等領導帶領下，對國天賓館實施強制拆除。

　　在妻子看來一貫忠厚老實的楊忠輝，面對300多人的強拆隊伍，進行了最后的“保衛戰”：他站在自己房屋的頂層，身邊放著一罐液化氣，打開一臺電腦和監控攝像頭，對穿著各色執法制服的強拆者喊話，稱要把他們的一舉一動進行“網上直播”。聞聽此言，靠前的“執法者”急忙四下躲閃，直到確認電源和網線已被切斷，楊忠輝和樓內的人員被強行拉走。除了電腦之外，所有物品也被執法車拉走。據現場目擊者描述，僅樓內物品就搬了53車之多。楊忠輝稱，這些物品至今仍不知下落。

　　“你們有權力看嗎？”

　　今年8月初，在接到楊忠輝的投訴后，記者赴蕪湖對此事件進行了全面調查。

　　蕪湖市建設投資公司土地收儲部副部長李媛表示，對楊忠輝房產所在地塊的轉讓拆遷符合相關法律規定，補償資金也已經下發。而具體拆遷事宜，是委托相關拆遷公司實施，他們并不清楚。

　　對于補償標準過低問題，鏡湖區房管辦主任奚要武表示，楊忠輝房產的補償依據的是2006年的市場價格，期間之所以延期，就是因為拆遷受阻影響了城市建設進度。

　　對于楊忠輝反映的裁決申請被拒收問題，奚要武斷然否定：沒有這回事！郵遞員這種“社會上的人”，他的證明根本不可信。而記者在鏡湖區建委調查時，裁決辦公室一位負責人確認，郵寄地址沒有錯，“往這個地址寄信，肯定能收到”。

　　不過奚要武同時表示，不管是否收到楊忠輝的申請材料，都不會對裁決結果產生影響�！安疬w人和被拆遷人的地位不會改變，他們的權利和義務也不會改變�！�

　　當記者詢問奚要武當時的調解筆錄是否有當事人簽字時，這位法官出身的官員突然掉轉話頭，大聲質問記者：我想先問問，你們記者有沒有權力看這個文件？

　　奚要武最后承認，楊忠輝夫婦并未在調解筆錄上簽字。

　　鏡湖大拆遷

　　楊忠輝的遭遇，只是鏡湖區拆遷過程中的一個縮影。據了解，從2008年2月起，蕪湖鏡湖區提出“大建設”、“大發展”的口號，隨之就展開了大拆遷。在鏡湖區政府網站的公告欄里清楚地表明，截至7月30日，鏡湖區已經發出了今年第十八號拆遷公告。

　　在媒體報道中，當地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鏡湖拆遷模式”。具體“經驗”是：區領導駐點負責制、街道全面協調機制、司法保障機制、拆遷例會機制、監督考核機制、市場秩序整頓機制等，各個機制之間銜接互動，形成完整的體系。在政府和拆遷公司的公告中，都有對積極搬遷者的獎勵措施，要求被拆遷者“為蕪湖市的城市改造做出貢獻”。

　　對于前來咨詢的孫玲，蕪湖市建設投資公司土地收儲部副部長李媛對其境遇深表同情。

　　她認為，根據所在地段和房屋狀況，給予他們的補貼標準確實有點低。但她同時表示，拆遷其實就是這樣，有很多不合理不規范的地方。有些開發商會有意拖延開發時間，這樣拍得的土地還能升值，因此在拆遷問題上，倒是地方政府會著急，往往沖鋒在前。而社會上的拆遷公司，在執行中也存在很多問題。至于被拆遷戶，“往往是鬧得大了，或者堅持得時間越久，就能多拿一些”。(文/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