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名司機在駕駛汽車的過程中發生事故，并且在第一時間報警，決定他命運的，有可能不是法律，而是他所在的省份。

　　事故若發生在北京市延慶縣，那么他將被認定為自首，獲得寬大處理；而如果這名司機不走運，開著汽車在浙江省境內肇了事，那么，他的報警只能算履行配合警方的義務，而不能減輕法律責任。

　　同樣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在不同地方的法院，適用起來為何如此大相徑庭？

　　浙江高院新“司法解釋”惹爭議

　　今年8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向全省法院印發了《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見》(簡稱《意見》)，其中規定：“交通肇事后報警并保護事故現場，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的被告人交通肇事后必須履行的義務。人民法院依法不應將交通肇事后報警并在肇事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重復評價為自動投案，從而認定被告人自首。”

　　一石激起千層浪。規定一經公布，立即引起了輿論和法律界的廣泛爭議，且以負面評價為主。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鄔明安的意見代表了一方觀點。他認為，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義務，并不是自首的例外規定，履行報警義務不能排斥自首規定的適用；肇事后報警并在肇事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與主動去司法機關投案有相同的法律效果，不存在重復評價的問題。

　　更有學者稱，浙江省高院作為一家省級審判機關，沒有制定司法解釋性質的規范性文件的權力。它向浙江省內法院下發的內部規定，不能與國家法律相抵觸，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值得商榷。

　　而處在風口浪尖上的浙江省高院，也對此作出了回應。

　　《意見》起草者之一、浙江省高院刑三庭庭長丁衛強在接受“浙江在線”采訪時說，交通肇事案件自首問題十分復雜，以前少數十分惡劣的交通肇事案，比如醉酒后致死二人，屬“情節惡劣”，依法要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打電話報案了，法院就認定自首，從而減輕處罰，判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又適用了緩刑。

　　“這種情況要糾正，高院有責任更有必要在浙江省范圍內作出統一規定，供全省法院執行。”丁衛強說。

　　北京市延慶縣人民法院：報警就是自首

　　就在浙江高院《意見》如火如荼地被媒體熱炒之時，一個截然相反的判決，在北京市延慶縣人民法院產生了。

　　9月7日，北京市延慶縣人民法院在審理一起交通肇事案時，將報警并在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認定為自首。

　　這是一起因嚴重超載引發的交通事故。經公安交通管理機關認定，駕駛員郭某負事故全部責任。

　　延慶縣法院認為，郭某的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鑒于其犯罪后及時報警，系自首，依法予以從輕處罰，因此從輕判處郭某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1年。

　　刑法專家：報警和自首都可從輕處理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許蘭亭長期從事刑法學研究，在他看來，目前見諸輿論的一些觀點，其實是混淆了“自首”和“迅速報告”兩種不同的法律制度。

　　許蘭亭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刑法》第67條是認定自首的唯一法律依據。根據該條規定，犯罪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自首的構成要件有兩個：一是犯罪后自動投案，二是投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

　　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條規定：“在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車輛駕駛人應立即停車，保護現場；造成人身傷亡的，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搶救受傷人員，并迅速報告執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依據該規定，車輛駕駛人確實有“迅速報告執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的法定義務。

　　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的“迅速報告執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與《刑法》規定的“犯罪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不完全重合。

　　許蘭亭分析，首先，《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的僅僅是“迅速報告”的義務，而不論車輛駕駛人是否承擔責任，也沒有提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要求。

　　也就是說，如果肇事者迅速報告了，但卻隱瞞掩蓋自己的犯罪行為，不應認定為自首。

　　反之，《刑法》對自首的要求是自動投案，但并沒有要求必須在犯罪后立即自動投案。犯罪后逃離犯罪現場再自動投案的、潛逃一段時間后或長期潛逃后自動投案的，都符合刑法所要求的“自動投案”。

　　那么，如果車輛駕駛人在發生交通事故后逃離現場，或者潛逃一段時間后自動投案，也應視為自首，但卻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對“迅速報告”義務的規定。

　　許蘭亭建議，審判機關在司法實踐中應靈活運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迅速報告”制度具有提高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的作用，也有利于查清事實，量刑時，完全可以把“迅速報告”作為酌定從輕的情節予以考慮，這與對自首行為從寬處理的規定并不矛盾。作為肇事者，更應及時、如實地向警方報告事故情況。 (楊亮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