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快讀：

    兩名花季少女先后命喪出租屋內，案情驚人相似：兇手均為出租屋鄰居，手段“冷酷”；案發時，其他鄰居均聽見了女孩的尖叫聲、呼救聲，而且“聲音很大”，但他們無一例外地選擇了沉默，選擇了冷漠，沒有任何人采取任何行動。

　　法律界人士認為，兩起命案，一方面暴露了出租屋治安防范的薄弱，一方面也凸顯了“出租屋鄰居”的冷漠甚至冷酷。

　　有人提出，對于“集體冷漠癥”，光是道德譴責是遠遠不夠的，應對“見危不救和見死不救”行為追責。

　　□應對見死不救作出合理區分厘清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

　　□應加快出租屋相關立法工作明確各方責任權利和義務

　　一間出租房內飄出刺鼻的臭味，屋內有一人倒在地上。

　　警方接到報案后趕赴現場查看發現，死者為女性，尸體已高度腐敗無法辨認，死因為機械性窒息死亡。

　　初步判斷，該女子死亡時間至少有4天。

　　兩起出租屋命案驚人相似

　　事情發生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井崗鎮十里店南新莊。一個月前。

　　經過緊張偵查，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公安分局兩級偵技人員近日查明，死者小楊，21歲，長豐縣人，家境貧寒，高中畢業后來合肥打工，曾在幾家中檔酒店內干過領班。6月18日，她搬出酒店集體宿舍，一個人住進了這間出租房。

　　在圍繞死者的關系人進行全面摸排訪問時，租住在同一樓層的肖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方很快從肖某胳膊上的抓痕打開缺口。經審訊，肖某交代了殺人經過。

　　原來，肖某為籌上網費，將目標投向了剛搬過來的鄰居———單身女子小楊身上。6月23日凌晨5時許，肖某上網返回后便竄至小楊租房處，發現房門并未鎖死，便推門悄悄潛入。當他正準備盜竊小楊放在枕頭邊的手機時，小楊被驚醒并呼救。肖某便用衣物捂住小楊的臉部，致小楊窒息而死。隨后，肖某搶走現金16元、一部手機、幾十元外幣和少量首飾等財物。

　　此案與4個月前的安徽某大學學生郭某被殺案，可以說是驚人的相似。

　　郭某因為神經衰弱在寢室休息不好，于是搬到了校外的出租屋內。2月27日晚10點左右，郭某從學校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后，就再也沒有露面。

　　奇怪的是，郭某的家人或同學能收到從郭某手機發來的短信，但卻打不通郭的手機。郭某的家人感覺可能出事了，于是向合肥警方報案。

　　與郭某一墻之隔的“出租屋鄰居”鐘某的舉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3月6日，合肥市蜀山分局刑警隊在鐘某屋內拐角的墻面底側發現了一些血跡。經審訊，鐘某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經過：2月27日夜10時許，郭某回到家中時與鐘某因故發生沖突，鐘某將郭某殺害后，將其尸體拋到了對街后面的一個垃圾場內，留下了郭某的手機，并以郭某的名義給她的家人和同學發“平安短信”。

　　警方在偵查中發現，兩名兇手的行為可以用“冷酷”來形容。

　　殺害郭某的兇手鐘某作案后一直居住在出租房內并未出逃，甚至坦然接受媒體采訪，滿不在乎地一邊端著碗吃飯一邊描述，“案發當日凌晨，聽到了房間內的動靜”。

　　肖某的冷酷程度更甚。據肖某交代，由于作案時已是早晨6時許，房間內的響動和小楊的掙扎聲也驚動了周圍不少群眾。所以，他在作案后留在了犯罪現場。加上前一晚通宵上網，十分疲倦，他竟然在小楊的尸體旁睡了一覺，直到6月23日下午4時許。睡醒后，肖某觀察了一下房間的環境，發現很平靜，遂離開現場，臨走時還特意帶走了房間的鑰匙，準備等待時機再次潛回現場，將尸體處理掉。24日晚12時，他又偷偷潛入作案現場，試圖處理尸體。但由于一個人不好操作，最終作罷。

　　法律無力應對冷漠“看客”？

　　在兩起兇殺案中，“出租屋鄰居”的冷漠更加讓人痛心。

　　警方在調查小楊被害案時，有很多出租大院里的住戶反映，他們聽到有女子呼救聲，聲音很大；住在樓下的房客聽見了女孩的大叫聲，并伴有“咚咚”的聲音；住在隔壁的鄰居也說，聽見女孩的尖叫聲、呼救聲……

　　這些“出租屋鄰居”們無一例外地選擇了沉默，選擇了冷漠，沒有任何人采取任何行動。

　　同樣，在郭某被害時，也有“出租屋鄰居”聽到了呼救聲。一位鄰居說，“那天晚上我聽見樓上的房屋內有打斗聲……”但這些聽見響動和呼救的鄰居們沒有出門查看，也沒有報警。

　　“人們在譴責不法分子的喪心病狂同時，是否還應該反思，究竟是什么讓這些‘出租屋鄰居’冷漠無情？一個電話，也許就可以挽救這兩位少女鮮活的生命，為什么沒有人愿意付出‘舉手之勞’？”郭某一位同學的網帖讓令人痛心的兇案變得更加沉重。

　　有當地居民表示，出租屋的住戶來自五湖四海，雖說同住在一個大院子里，但卻沒有感情基礎。所以，“出租屋鄰居”其實處在感情和道德的真空之中。

　　“道德真空的形成是當前社會‘利益至上’思想的附屬物。”安徽師范大學教授沈正賦說，現在人們都覺得喊救命、殺人的事和我沒有關系，還有很多人有“沾不得”的想法，不愿意“惹事”，這些都是極端自私的想法。

　　“關于‘冷眼旁觀’、‘見死不救’的案件屢見不鮮，折射出了社會群體的‘集體冷漠癥’。”沈正賦認為，要想根治“集體冷漠癥”，除了要加強對公民的道德宣傳外，還要通過法律來起到一個強制性的作用。

　　記者了解到，在此之前，曾有人大代表建議刑罰增加“見危不救和見死不救罪”，并分類進行處罰：如果是有能力救助，而且不會承擔風險卻不救，就應受到相應的法律處罰。

　　“見死不救是我們這個時代多次被提起的嚴峻話題，它有著強烈的道德譴責意味。但是，若將其納入法律調整范圍，則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有法律界人士表示，我們可以發揮法律的激勵功能，比如通過立法來獎勵和鼓勵見義勇為，但卻不能將見死不救設定為犯罪行為。

　　那么，對于這些冷漠“看客”的行為，難道法律真的無力應對嗎？

　　有專家認為，對于見死不救的行為，僅僅靠譴責和道德約束是遠遠不夠的。形勢要求我們把現實中的道德義務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施以法律手段，引導人們促成良好的道德風尚。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已用法律規范調整“見危不救”。如法國規定：任何人能立即采取行動阻止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輕罪發生，這樣做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并無危險，卻故意放棄采取此種行動的，處5年監禁并處以50萬法郎罰金。德國的刑法典也規定：“見危不救”的，要處數年的監禁和罰款。

　　“當然，我們不能全盤照搬這些做法，但不妨依據國情，適度借鑒。”這位專家表示。

　　“鑒于見死不救情形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我們可通過立法明確標準，界定范圍，厘清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對于各種形式的見死不救，作出合理的定性和區分，充分發揮法律的引導、評價、預測、教育和強制等作用，讓冷漠者付出應有的代價。”采訪中，多位法律界人士表示了這樣的觀點。

　　那么，在“見死不救罪或見危不救罪”短期內無法落到操作層面的情況下，面對愈演愈烈的“出租屋綜合癥”，我們該如何應對？記者就此采訪了綜治部門的有關人士。

　　這位人士告訴記者，由于目前沒有規范出租者的法規，出租者在出租的區域內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責任和義務的。因此，應當加快對出租屋、出租者相關立法工作，擴大出租者在出租地的權利義務，像社區自治一樣，賦予出租者配合當地管理部門在出租地的安全、管理方面的權利和義務。(本報記者 李光明 本報實習生 范天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