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語　——

　　為了討回合法的血汗錢，農民工滿含無奈地玩轟動效應，成了中國很多城市風味相同的一道“酸辣菜”。不管怎么說，“跳樓秀”畢竟是非正常、不正當的討薪手段，是與社會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但是一味地指責和懲罰并不能解除農民工跳樓秀背后的無奈與辛酸，在權利表達和利益訴求渠道的完善健全方面多用心用力，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途。但愿“跳樓秀”導演李某永遠失業，“跳樓討薪”的劇目不再上演。

　　聲音

　　我很擔心，總在勸他不要去跳樓，也不要叫別人跳樓。他總是滿口答應，可他每次總禁不住別人的苦苦哀求，看著別人無助的眼神，他的心又軟了，只好答應去試試。

　　——李某現任女友小賀

　　“有人說李某是跳樓討薪的策劃者、組織者，說句心里話，我們需要這樣的人。有了他，我們討錢時心里才踏實、有譜。很多像我這樣的小包工頭文化水平低，工程款長時間沒法討回，心里就亂了。而李某人很聰明，懂得很多，說話頭頭是道，知道怎么去討錢。有好幾次，都是他幫忙將錢要回來的。

　　——小包工頭蘇五能

　　“我怕了，我想向警方自首”；“我最大的希望是農民工不再為討不到工錢而哭泣”

　　幫人討薪，孝感男子屢屢“導演”農民工跳樓秀。此事經本報獨家報道后，引起了中央電視臺等全國媒體的高度關注。前日，導演者接到百余個要求采訪的電話。目前，他因擔心自己的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有意向警方投案自首。昨日，本報記者與導演者李某進行了深度對話。

　　談經歷

　　“包工頭欠薪，害得我妻離子散”

　　28歲，身高1.67米，很瘦，雙手布滿老繭，左手拇指殘留傷痕，一皺眉，額頭布滿川字形魚尾紋。這就是跳樓秀“導演者”李某。

　　前晚10時許，在漢口唐家墩一處偏僻的民房內，記者與李某進行了對話。一樓8平米的空間內陰暗潮濕、異味撲鼻，沒有洗手間，沒有地方曬衣服，這就是李某和女友租住的房子，算上水電房租，每月150元。

　　李某說，1999年，他從孝感來到武漢，學了兩年廚師后，轉行做泥工。這些年來，他去了北京、黑龍江、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湖南、四川、湖北等，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在武漢大概待了6年。干了這么多年，到現在，他還欠別人4000多元未還，而無法討回的工錢高達6萬元。

　　記者：講講你的打工經歷。

　　李某：(伸出布滿老繭的雙手)這都是我做工留下的印記，(指了指左手大拇指)這是在黑龍江做工時被鐵錘砸的。兄弟三人，我是老大，18歲時被別人帶出門。剛開始是學廚師，盡管做廚師不會餓肚子，但拿到的錢不多，兩年后我就改行學做泥工，現在專門負責給人做裝修。

　　干了幾年后，以為帶班能掙錢，就從老家邀約了20名老鄉到武漢做事。從2004年到2007年，我帶著這些老家來的農民工，沒日沒夜地干，可到結賬時，工錢不是被包工頭挪用了就是包工頭卷款溜了。

　　那些年，我非常害怕回家過年。每到年前，總有農民工天天跑到我家要錢，父母只得好吃好喝外加好言好語伺候。沒有拿到錢，我不能回家，總是在大年三十晚上9點鐘才敢偷偷回家，次日大早就回武漢，以此躲避討錢的人。

　　那些年，年邁的父母天天替我擔驚受怕，即便過年，臉上也難得擠出一絲笑容。這些經歷不堪回首，我害怕回到過去(眼睛濕潤了，雙手趕緊蒙住臉)。

　　記者：辛辛苦苦做工，討不回錢，對你及家人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李某：(陷入痛苦之中)我2003年底結的婚，有個女兒。因為沒有錢，從女兒出生到現在，我與她待在一起的時間不到兩個月。因為沒有錢，加上討薪者頻繁登門，妻子不堪其擾，2007年，她堅持與我離婚了。我至今還記得協議書上寫有“欠債，無償還能力，日子沒法過”這一條。

　　第一跳

　　“當時我真想跳下去”

　　李某說，2007年，他曾在位于漢口諶家磯的某大學一個學院工地做事。工程完工后，學院將工程款如數付給了老板，但老板以各種理由拖延，拒不付錢。

　　那年冬天，他爬上了中南路某房產公司30樓樓頂。

　　記者：這是你第一次跳樓嗎？為什么想到去跳樓討薪？

　　李某：是的。其實，我從來沒想過以跳樓的方式討工錢。那次確實是逼得沒辦法了。當時，我已經兩年沒回家了，妻子三番五次地鬧，父母也是心力交瘁。我對自己發誓，一定要拿錢回家過年。討要多次，最后，我想到了跳樓。

　　記者：當時是抱著一種什么樣的心態？

　　李某：那時想得很簡單，一定要討回錢，討不到錢就跳下樓去算了。

　　還記得那次，我在樓頂站了很長時間，幾乎快暈過去了，真想一下子跳下去。樓下不少好心人，包括民警都在勸說我。要不是他們勸說，說不準我現在已不在人世了。后來，欠錢的老板來了，一共付了我們31萬元，我如數要回了3萬元欠款。

　　當“導演”

　　“他們跟我一樣可憐”

　　初嘗跳樓討薪成功的喜悅，聰明的李某發現，跳樓討薪的成本低，成功率高。李某說，此后他還有一次跳樓經歷。隨后，自己再沒有跳樓了，而是幫別人討薪，“導演”農民工跳樓。

　　記者：求你幫忙的人是如何找到你的？

　　李某：我的人緣好，有很多朋友。每年過生日，都有三十至五十個小包工頭一起給我過生日。一般都是他們找我的，或者引薦的。

　　記者：你自己的錢討回來了就行，為什么要“導演”跳樓?

　　李某：不是我主動的，是他們多次找我，我們都是在一起做事的朋友，他們跟我一樣可憐。

　　我非常痛恨欠錢的包工頭，他害得我妻離子散，好端端的家庭被毀了。我不想看到更多的家庭被毀。

　　記者：還記得第一次導演跳樓討薪的情形嗎？

　　李某：當然，很深刻。就是傅家坡長途汽車站那次，我是導演者，當然也是跳樓者，那是我第二次跳樓。

　　那天下著很大的雪，幾十名工人涌到了車站，我和4名工人爬到樓頂，頂著大雪站著，當時臨近春運，車站的人很多。

　　我給你們報社打了電話，還報了警。記者和民警都趕來了，省客運集團的領導也來了，還找來了欠款方的代表。后來，因擔心出意外，營救我們的民警將警官證押在我們手上，我們就下了樓。6.8萬元錢很快就拿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