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韓國朋友們，都很困難

　　南湖菜市場，是望京最大的農貿市場，里邊的東西花樣多，檔次高。像海鮮，就有活鮑魚、帝王蟹之類。榴蓮、山竹、血橙、加拿大櫻桃等高檔水果，也應有盡有。這個菜市場最大的特色是，韓國人做飯的食材，里邊都能買到。

　　“姨姨家”泡菜店，是市場里最有名、開業最早的泡菜店之一。老板娘叫金銀嬋，是個韓國人，早年從事鐵人三項運動，現在天天晚上游泳，身體壯實。她穿了件桃紅色T恤，涂桃紅色口紅，理短發。負責站柜臺的是倆女店員，個矮的是朝鮮族人，個高的是河南人。

　　金銀嬋以前住在韓國首爾，2001年，因為兒子讀書，一家三口來到北京。閑在家里太悶了，南湖市場一開，她就租了個攤位賣泡菜，如今已8年。

　　“我做的泡菜，干凈、好吃，你也嘗嘗。”金銀嬋用不太流利的漢語說道。接著，她又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的小店有名的，他們都喜歡我(的泡菜)。”“別看我的店，才十幾平方米，但是很有名的，韓國國家電視臺KBS，都來采訪過。”她反反復復地夸贊著自己的小泡菜店。

　　“姨姨家”有自己的泡菜加工場，雇了8個人每天做泡菜。剛開店時，客人少，后來越來越多。朝鮮族店員說：“我們的泡菜好吃，跟別家不一樣，原因是用的調料都是從韓國來的，像鹽啦辣椒面啦，水用的是礦泉水。鹽吧，咱們的鹽有點苦，他們的鹽不苦。做的都是泡菜，味道是不一樣的，你嘗嘗！”

　　每天關店后，金銀嬋都要去泡菜加工廠，親自兌料、調料。放多少鹽，抓多少辣椒面，由她一手掌握。金銀嬋認為做泡菜最重要的一條是“誠心”。韓國人做泡菜有這么一說：“味道都在手尖上”。朝鮮族店員解釋道：“像咱，都是用筷子拌菜，他們做泡菜全靠手抓，這樣拌得勻，能出來味道。泡菜的味道全靠手抓出來。”

　　中午剛過，泡菜店里客人稀少，偶爾來的幾個，也是老板娘的朋友，坐下聊天喝咖啡。除了各種小菜，“姨姨家”還賣從韓國進口的調料、干魚、咖啡等食品。一個女人進來抓了一把小魚，喜歡地說：你看這小銀魚，多干凈，多整呵！有頭有尾，銀白銀白的。

　　站在貨架前，金銀嬋指指點點地介紹道：“一般中國人，韓國泡菜喜歡，韓國調料喜歡，像大醬、辣醬、烤肉醬、咖啡都喜歡。”她還說，來買東西的是中國人，還是韓國人，一眼就能分辨出來。中國人進來了，東張西望，拿樣東西，翻來覆去地看，問來問去，買的時候顯得猶豫。韓國人進門后，直奔要買的東西跟前，拿上貨，交了錢就走。

　　一下午，沒有一個韓國人是來買泡菜的，反而是中國人，一會兒進來一個地買。有個說普通話的小伙子，一下子買了50多元錢的泡菜，一大塑料袋。他講：“姨姨家”的泡菜正宗，比超市里的新鮮。買50元錢，能吃一個月。“辣白菜炒五花肉，超好吃！”

　　問及賣泡菜，一年果真能掙三四十萬元嗎？朝鮮族店員一聽，馬上“嘰里咕嚕”地翻譯過去了。金銀嬋聽了“哈哈”大笑，未置可否。“我們員工多，開銷大，掙得多，花得也多。”天天站柜臺的河南店員小聲地說：好的時候，一天賣一千塊錢，輕松得很！

　　“現在差了。”金銀嬋嘆息道，“韓國人都回國了，我們的客戶，至少走了三分之一，營業額少了一半。”她接著講，好在中國人越來越多，所以生意還行，能掙錢。

　　金銀嬋是教會唱詩班的班長，每周日做禮拜。現在，每次做禮拜，她都發現人又少了。“我的韓國朋友們，都很困難。每個星期都有人回韓國，十個十個地走。”

　　要是韓國人都走了的話，中國人也難掙錢啊

　　李明哲開的店，叫“豚瑪露”，在望京西園三區和四區之間，臨大街，店在二樓。“豚”為小豬，“瑪露”在韓語里是“地板”的意思，直譯過來就是“坐在地板上吃小豬肉”。

　　“豚瑪露”是家地道的韓式餐廳，客人進門后，脫鞋上地臺，席地而坐用餐。賣的是韓式火鍋，還有肘子、包肉、醬湯。這里從服務員到廚師，都是中國人，除了老板李明哲。他來北京已經13年了，先是在北京聯合大學讀烹飪系，現在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念研究生，讀旅游企業管理。每天上午上課，下午回店里，在菜味上把關。

　　2002年，李明哲在北京飯店貴賓樓實習時，遇見了他的中國太太。倆人同在這家飯店實習，一個在餐廳，一個在廚房。現在兒子都5歲了。“孩子慢慢長大了，我得有個穩定的收入，而且我也想邊干邊學，做跟自己專業有關的事。更主要的是，我對北京奧運會，抱了太大希望。”2008年5月，李明哲開起了“豚瑪露”。

　　“豚瑪露”的前身，也是家韓餐館，由一個朝鮮族人開的，賣脊骨土豆湯，因為不對韓國人的口味，生意一直不好。但李明哲很有信心，來中國前，他在首爾一家五星級飯店的餐廳干了7年。

　　他在北京勁松、五道口、北苑等地兒住過，開店選址，他還是選在望京。“我仔細考察過，望京西園三區和四區，是韓國人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的‘豚瑪露’選在了三區和四區之間，又靠馬路，人流量大。”當時是奧運會前，正是房租最貴的時候，店的轉讓費就有40萬元，加上簡單裝修、做廣告、交房租押金等，李明哲花了差不多60萬元。

　　“朋友都說我，成本太高了。但是，我對奧運會期望更高。”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和2002年的世界杯足球賽，都給李明哲留下深刻印象。他說，那像是整個國家的轉折點，不光是生活環境，人的文明素質改變了，餐飲旅游業，也一下蹦上了個新臺階。“飯館很火暴，世界杯的時候，進一個球，餐廳就免費送一桌客人一瓶酒，真熱鬧。”

　　結果，北京奧運會的時候，餐廳的客人，反而比以前還少。過了奧運會，韓國人多了，生意又慢慢好起來。火的時候，晚上全滿，后來的人要在門口等著。整個二樓一共四家餐廳，家家生意都好，到了晚上，吵吵鬧鬧的。

　　然而好日子太短暫。現在，“豚瑪露”對門的餐廳，黑著燈，鎖著門，已經倒閉。隔壁兩家雖在營業，但是個個賠錢。

　　“對門那家是烤五花肉的，關門了。左邊這家賣炒年糕，右邊賣烤肉，生意都不好，虧損經營。賣烤肉這家，一個月房租就要6萬，早就受不了了。想轉讓，但沒人敢接。”

　　李明哲最大的壓力就是每個月的房租。“太貴了，一個月3萬塊。雖然房東主動降價，一個季度8萬塊，但現在生意太差，所以，還是很貴，壓力很大。”

　　作為一個正念旅游企業管理的研究生，李明哲很喜歡搞調研，自己設計問卷，實地踏查，到處走訪。他很關注望京的房租問題，覺得很復雜。“我們很少能跟房子主人簽合同。有一手房東、二手房東，中間還有中介公司，房子轉一次兩次，租金就被抬起來了。”他希望能有人管理一下，或者借鑒一下韓國式租房辦法。如果房租問題能解決，那做生意的韓國人，壓力就輕多了。

　　“要是韓國人都走了的話，中國人也難掙錢呵。”

　　一定得熬過這段時間

　　去年10月，李明哲感覺到金融危機來了。“韓元在慢慢貶值，最厲害的時候，1塊人民幣，能換到240韓元了。也就是說，3000塊人民幣的房租，一下變成6000塊了。吃的也貴，學費也貴，生活壓力太大。所以，好多人撐不下去，只能回國。留下來的人，日子也很困難。金融危機對韓國的影響太大了。”

　　因為韓元貶值的原因，他說現在一份湯，在韓國吃的話是3萬韓元，在他這里吃，差不多要5萬韓元。一個菜，在韓國吃要5000韓元，他這里，折算下來將近一萬韓元，比韓國貴了近一倍。所以，韓國人不來“豚瑪露”吃了。

　　假如李明哲現在在中國掙到錢，再匯回韓國，就等于掙了兩倍的錢。問題是，他根本掙不到錢，是賠錢經營。房租是按季付的，上個月剛交了錢，一共是8萬元，虧空兩萬多。

　　“房租是我最大的問題，‘豚瑪露’現在一直在虧，而且虧得越來越厲害，下個季度的房租，我都不知要到哪里籌錢。”李明哲如今又不能不干，否則，他投入的60萬元錢，就再也收不回來了，損失更大。

　　“只能堅持！我們留下來的人都這樣說。一定得熬過這段時間。”他在菜上改改，更實惠便宜，吸引更多的客人。一家四口來吃的話，點一個火鍋，再加贈送的小菜，就夠了。李明哲改變了經營戰略，以前韓國客人占80%，現在只占40%，中國的回頭客慢慢多了。他說在望京，餐飲這個行業競爭很厲害。有的老手，甚至這樣干：一道菜成本是30元，他只賣25元，賠本經營，吸引客人，天天人滿，給人生意火暴的印象。堅持幾個月后，把店轉給不熟悉這行的新手，從轉讓費上賺錢。

　　李明哲嘆了一口氣，說道：“金融危機讓我改變了很多。”以前，他大吃大喝，大手大腳。突然經濟危機了，手上一點現金也沒有，如今得想辦法省錢。過去，他每周都跟朋友聚會，喝酒聊天兒，三百五百地花，金融危機改變了他的生活方式。現在，他少喝酒、少聚會、不去歌廳、不打高爾夫球。他家辭了保姆，請了小時工，每天也只做兩小時。能不開車盡量不開，省油錢。

　　韓元貶值前，從韓國拿點錢過來消費，可以在望京過得很舒服。物價便宜，想吃什么吃什么，即使不懂中文也能生活，門店標志牌都有韓文，還有很多朝鮮族人，韓國商品處處可以買到。這樣的望京，總讓李明哲有回家的感覺。

　　現在一切都變了。“我的好多朋友，都困難，大家壓力都很大，都快堅持不住了，硬扛著。其實不光是餐飲業，望京的娛樂業也受影響。”

　　要照以前，周日晚上7點，正是生意最火的時間。如今，李明哲回頭數了數，“只有6桌，4桌是中國人，兩桌是韓國人。”餐廳一共210平方米，18桌。8點剛過，餐廳里一桌客人也沒有了。

　　高檔的韓餐廳日子更難過，因為房租更貴，裝修費更高，倒閉的也多。以前，這類餐廳的主要客戶多是韓國大企業、國家企業在北京的駐在員。現在，許多都撤回了韓國，即便沒撤的，規模也縮小了，人沒留下幾個。

　　李明哲經歷過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當時，他在北京上學，因為學費壓力太大，所以離開了中國。但很快，三四個月后他就回來了。這次，他感覺不一樣，更厲害，“可能時間也會更長”。

　　這場金融危機，李明哲說學到很多東西，尤其要向中國人學習。“比如學習節儉，手里得留有現金，否則維持不了生活。”而以前，他總是很享受高消費。

　　“望京西園三區、四區，比以前冷清多了。過去走在路上，總是碰見熟人。‘安寧阿塞吆’(韓語‘你好’)，不停地打招呼。現在，走好遠，也見不到一個韓國人啦。”

　　坐在空無一人的店里，正經歷人生艱難時期的李明哲說：“當然很愁。我還在讀研究生，要養老婆孩子，下個季度的房租，我還不知道去哪里借。真希望金融危機快點過去，我要撐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