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河南靈寶的王帥一樣網上發帖曝光政府違規征地，內蒙古男子吳保全兩度被鄂爾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并以“誹謗他人及政府”的罪名被判刑1年(4月19日《南方都市報》)。

　　公民因批評政府或政府官員而被治以“誹謗罪”，王帥和吳保全并非僅有的兩個例子。《刑法》規定，誹謗罪屬自訴案件，告訴的才處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但在上述案件中，地方政法機關都隨意將公民的批評定性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目的就是為了以公訴代替自訴，以便用“誹謗”罪名對膽敢批評政府或政府官員的公民施以嚴懲。

　　在重慶“彭水詩案”、陜西“志丹短信案”、山西“稷山文案”直至河南靈寶“王帥誹謗案”等案件中，地方政法機關為了給公民套上“誹謗罪”，尚需給公民扣上“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帽子，將原本須由被“誹謗”的政府官員提起自訴的案件，改為由政法機關直接介入。雖然這樣做實際上毫無道理(政府不能隨意認定公民的行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但畢竟多少還考慮到了要適合法律條件，以“嚴格”套用法律上規定的罪名(“誹謗他人”)。而在“吳保全誹謗案”中，在地方政府和政法機關的干預下，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地方法院竟然在判決書中稱吳保全“誹謗他人及政府”，這無異于在《刑法》規定的罪名之外創造了一個新的罪名——誹謗政府罪。法院擅自虛構“誹謗政府罪”，實在是法律的恥辱，是司法機關的恥辱，令法治為之蒙羞！

　　必須強調，在現代法治社會，政府官員作為執掌公權力的公眾人物，其名譽權、隱私權需要受到限制，即便他們自認為受到公民“誹謗”而提起自訴，法律也不應無條件地支持他們的主張，因為法律不能要求公民對政府官員的批評百分之百事實準確、態度中肯，否則只會從根本上將公民的批評權、監督權徹底取消。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名譽和形象建立在法治與公信基礎之上，不會僅僅因為公民的批評而嚴重受損，政府作為公法人，不具備私法人享有名譽權的基礎，政府更不能針對公民提起名譽侵權及誹謗侵權訴訟。

　　孟子說，“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如果一個政府官員動不動就控告公民“誹謗”，如果一個地方政府將“誹謗罪”發展成為打壓公民批評的法寶，如果一個地方法院公然創造出了“誹謗政府”的罪名，這只能說明，他們其實并沒有受到什么誹謗，而不過是濫用權力“自我誹謗”、“自取其謗”罷了。 (北京 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