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國之聲播出了《陜西部分地區糧食直補存在盲區 補償款流向不明》的報道。報道播出后，引起陜西延安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當天就向洛川縣派出由紀委、監察局、糾風辦、財政局、農業局等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對種糧農民反映強烈的糧食直補中存在的補償款流向不明等問題進行深入調查。

　　縣長、農民各執一詞

　　洛川縣縣長謝京帥昨天下午也專門給中國之聲打來電話表示，對種糧農民反映的問題，縣里會高度重視，深入調查。但同時她卻強調，當地發放給種糧農民的糧食直補、農資綜合直補及良種補貼分別有三個不同賬戶，對應有三個存折。在記者沒有看見的存折上，農資綜合直補款已經發放。

　　謝京帥說：“這個農民拿了3個存折，可能記者看到的是良種的直補，種子補貼的額度應該是很小的，所以那個折子是20塊錢；他一共是三個折子，好像是400塊錢，那兩個折子上是有錢的，一共是380塊錢。”

　　然而記者就此向洛川縣菩提鄉曲西村種糧農民電話求證時卻發現，農民手里根本就只有一個存折。

　　洛川縣菩提鄉曲西村村民蔣愛民：一共只有一個存折。

　　記者：各種補貼都在這一個存折里發放的嗎？

　　蔣愛民：只有一個存折，郵局的。

　　在洛川縣菩提鄉曲西村村民白中生的口中，記者也得到了同樣的答案：

　　記者：農資綜合直補、糧食直補、良種的補貼，一共給你發了幾個存折？

　　白中生：發了一個存折。

　　記者：只有一個存折，沒有其他的存折了嗎？

　　白中生：沒有。

　　實際上，為加強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直補的兌付和管理工作，避免資金在下發過程中被截流，陜西省早在2006年就要求全省各地必須通過“一折通”方式向農民發放政府對農民的各種補貼資金。所謂“一折通”顧名思義就是對現有的各種政府直補類型如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補貼、退耕還林糧食資金補貼等進行統一管理，統一發放給農戶的政府補貼專用賬戶。對每個種糧農戶來說，這個政府補貼專用賬戶應該是唯一的。

　　那么洛川縣縣長謝京帥所說的三個存折到底是怎么回事？當地種糧農民反映的農資綜合直補款沒拿到是不是事實？中國之聲將繼續關注。

　　洛川縣財政局工作人員承認存在問題

　　昨天上午，記者還電話采訪了延安市洛川縣財政局一位工作人員，她表示，針對農資綜合直補和糧食直補款是否發放到種糧農民手中的問題，洛川縣財政局只偶爾做過抽查，這位工作人員同時證實，在直補款發放過程中確實存在“一折通”沒有發到種糧農民手上的情況。

　　“有，我是前兩天才聽說的，有一個村干部，就是說存折在村委會干部手里拿一個存折，他沒有發下去。”

　　延安市洛川縣財政局的這位工作人員還說，在直補款發放是否到位的問題上，是各鄉的財政所具體負責監管，那么鄉財政所是否起到了監督管理的作用呢？

　　記者：你說是鄉財政所在監管，比如說折子有沒有到農戶的手上，是他們自己在做這個工作，是嗎？

　　洛川縣財政局工作人員：恩，是呀。

　　記者：他們都做到位了嗎？

　　洛川縣財政局工作人員：有的可能就沒有做到位吧。

　　靖邊縣農民反映受到威脅

　　昨天下午，陜西省榆林市靖邊縣的種糧農民柏根盛再次給記者打來電話，他曾經因就直補款的事討說法，肋骨和肩膀被打斷。在電話中，柏根盛講述了當天兩次受到縣鄉領導威脅的的經過。

　　記者：是誰找的你？

　　柏根盛：生產隊隊長。

　　記者：找你是什么事情？

　　柏根盛：就說是縣上下來人了，讓我把那個農資綜合直補的表拿去。

　　記者：讓你拿到哪？

　　柏根盛：拿到鄉上。說不拿來不行，不拿來就讓派出所來抓你了。縣上的，鄉上的。他的意思是說怕我把那個表格拿到上面，如果讓上面的領導知道，上面下來有人管，他們就有麻煩了。

　　社科院專家認為相關制度設計存在漏洞

　　為了加強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直補的兌付和管理工作，避免資金在下發過程中被截留，陜西省特別要求各地必須通過“一折通”向農民發放補貼款。而現實的情況是，即使是“一折通”，也不是沒有空子可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樊平在接受記者時表示，這種情況的出現說明，相關制度設計仍然存在漏洞。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樊平：

　　“這個政策從2007年開始選點試行到2008年進一步擴大，到今年加大力度，應該說這個政策的出發點是很好的。但這件事我覺得也涉及到我們長期以來一系列惠農政策遇到的一個問題：這個政策有了，但利益到不了農民手里，這個問題很重要。

　　而我們的政策，主管部門往往出了一個政策以后注意了大的面上的統計效應，但是忽視了農民的個案的反應。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政策設計要有農民的視角，不但要有造福于農民的視角，而且要有讓農民獲得實惠的視角，這個方面，我覺得我們的政策需要進一步完善，透明、公示應該進一步完善。

　　這種透明不是說讓記者看，也不是說讓城里人看，而是說讓能直接受益的農民直接看到，而且政府應該對農民的申訴及時反應。這里面說到兩個方面，一個是我們的資金要造福于民，再一個我們的法律對惠農的約束也應該到農民。你現在看農業部的文件，財政部的文件都講要堅決杜絕截留、擠占、挪用，但是究竟怎么處理，按照法律怎么處理，不能僅僅按紀律來處理，這個我覺得還是不詳細。

　　這種設計我們一般做可行性研究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這個項目的正當性，它對社會，對歷史的發展有什么促進作用；再一個，所有的當事人，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如何從中漁利，如何從中搗鬼，對他們的防止，這是項目可行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一般做項目可行性分A/B兩個角色，A角論證這個項目的可行性，B角論證利益相關者如何違規操作，這方面，我覺得，對違規的制止和有效的矯正應該是我們這個政策制定的有機的組成部分。只要這個政策落實不了，又有人從中漁利，就說明我們政策的實施和監管有問題。

　　拿種糧直補來說，我們在三個層次上、方向上，技術上，程序上都要做到至善至美，而后兩個，技術上和程序上，甚至可以說決定著方向上的成敗。你方向上很好，但技術上或操作上難度大，成本高，流失多，不可控，那么他的方向上就被打了折扣。”(中國之聲記者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