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保護導致申訴難、取證難

　　三大原因困擾農民工維權

　　記者：此次“水富事件”暴露出一個問題，就是很多農民工患病后，不知道該如何維權。

　　李濤：當農民工患病后，維權難成為一個突出問題。一是地方保護。由于職業病有數年的潛伏期，農民工往往在返鄉后才發病，而跨地區的職業病事件調查往往遭遇地方保護，因而阻力重重。二是申訴困難。無論是申請勞動仲裁，還是打官司，都需要花費金錢和時間，而農民工患病后往往經濟拮據，身體虛弱，很難維護自身權益。三是取證困難。由于農民工外出務工流動性大，打工地點不固定，無勞動合同、無務工證明、無體檢證明，甚至沒有任何與企業有勞動關系的證據，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勞務部門都不愿出面干涉，很難確認職業史和職業接觸史。由于無法確立勞動關系，給職業病賠償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記者：對于農民工來說，他們應該注意些什么問題？

　　李濤：在職業病鑒定中，最大的難題是需要本人或所在單位提供職業危害接觸史等證明。為了解決這一難題，衛生部根據《職業病防治法》和《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專門出臺規定：用人單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實提供診斷所需材料的，職業病診斷與鑒定機構應當根據當事人提供的自述材料、相關人員證明材料等作出診斷或鑒定結論。這意味著，即便用工單位不出具證明，只要憑借農民工自述或者工友證明，也能作為職業病鑒定的依據。因此，農民工要注意保存打工證據。例如，很多企業不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農民工一旦離開工廠，什么證據也沒有。但是，農民工可以將打工期間的工資條、胸卡或者出入證等留存下來。證件雖小，卻可能在將來維權時成為關鍵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