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的一個晚上，劉猛坐在四川綿陽一家茶館里和朋友聊天。快10點時，他接到一個電話。“我想自殺！”對方劈頭一句。

　　作為心理咨詢師，當天他從都江堰趕到綿陽，對3名受“5·12”地震影響的患者進行心理援助。即便是中午吃飯的時候，他也在用電話或者短信與患者溝通。從2008年5月19日趕赴災區至今，這位河北經貿大學的心理學教師一直在這樣的狀態下工作。

　　“為什么呢？”劉猛的聲音低沉下來，等待對方的進一步反應。一般而言，專業人士并不會直接詢問對方的姓名等信息，而是盡量讓其情緒先穩定下來。

　　但這次沒有得到想象中的回應，只有一陣嘟嘟聲。這個顯示為綿陽當地的手機號碼，自此一直處于無人接聽的狀態。

　　“不知道會不會有事情。”劉猛攥著手機，隔幾分鐘就撥打一次。他先是撥打了中國移動的客服電話，后來又試圖請當地人幫忙，最終不得不求助于110，希望能夠找到打來電話的人。

　　接案民警把他拉到了附近的派出所，理由是在報案人登記后，上級才能查詢手機主人的資料。在派出所，值班民警向綿陽市110指揮中心提出申請，得到的回復是需要進一步上報市局刑偵科。幾經周折，在凌晨1時的時候，這件事情不了了之。劉猛只好寫了份情況說明。

　　“可能是對方開玩笑呢！”一個民警安慰他說：“我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

　　“但萬一這一個不是開玩笑呢？如果他因此自殺了，我會愧疚一輩子的！”劉猛趴在辦公桌上，顯得很疲憊。

　　最近一段時間，他幾乎每天都會接到兩三個聲稱要自殺的求助電話。雖然已經時隔近一年，那場災難仍然是許多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根據劉猛掌握的情況，涉及人群中有相當一部分受地震影響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這其中既有親歷者，也有救援者，還有報道者，甚至是千里之外的電視觀眾。

　　在劉猛看來，這種情況下更需要“富有經驗”的心理咨詢師。“可惜留下來的人太少了”，一位當地記者感嘆道。他常用的說法是，偌大的災區，“只有劉猛一個在戰斗”。

　　這里確實、非常、肯定需要心理咨詢師

　　“咨詢師必須要來，而且待下去，才能知道這里的情況。”劉猛說。

　　第二天傍晚，他回到了都江堰市城北馨居安置點。這里容納了1600多戶人家、5824人，基本上都是在地震中失去住所的當地居民。大半年來，劉猛一直跟隨著這批人進行心理救援。

　　如果不是刻意觀察，這片位于郊區的板房區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區沒有什么區別。三個婦女坐在自家門口聊天，旁邊是圍著主人打轉的博美犬。不遠處的停車場上，一群穿著校服的中學生正在打籃球，時不時有小孩子穿著旱冰鞋滑過。

　　劉猛隨便指著一個路過的女子問：“你看她的情況怎么樣？”

　　“挺正常啊！”在記者眼中，這個身穿粉色毛衣的女人，正在慢悠悠地散步，看到劉猛的出現還熱情地打招呼：“劉老師回來啦！”

　　就在不久前，這個女人還待在家里，不停地撫摸一張照片，嘴里嘟囔著。17寸彩色照片，上面的女孩穿了件黃色毛衣，面帶微笑地側對鏡頭。那是她年僅10歲的女兒，在地震中不幸喪生。

　　“別說劉老師了，親戚朋友我也不說什么！”這位母親說。最初的日子里，她幾乎斷絕了和親朋的來往。即便碰上熟人，也是面無表情一言不發。

　　“你不知道，這樣的情況很多。”劉猛說：“表面上看一切正常。”

　　一個剛上幼兒園的小女孩，白天照常和小朋友們嬉戲玩耍，但晚上常常被噩夢驚醒，哭泣著找爸爸媽媽。她懵懵懂懂地知道，自己的父母“被壓在大石頭底下”，再也回不來了。

　　另一個總在鼓勵別人挺住的女干部，人前一副笑吟吟的樣子，每天晚上10點后還堅持工作。事實上，她的弟弟已經精神崩潰，住進了醫院，她自己也會在一個人時偷偷蒙頭大哭。

　　即便是那些看上去十分堅強的男人，也會在旁人不注意的時候，獨自躲在家里淚流滿面。還有的開摩托車跑到家人遇難的地方，也不說話，就是靜靜地看著。

　　根據劉猛訪談的數據，大約有10%的城北馨居住戶受地震影響患有心理疾病。另一位心理學家鄧明昱統計的整個地震災區的比例在3-5%之間，人數在36萬-60萬左右。鄧是國際華人醫學家心理學家聯合會理事長，其數據是根據對災區居民點訪談的資料以及在災區精神衛生病房查房的資料所得出。

　　相較這一龐大人群，災區的心理援助機構卻屈指可數。用“地震心理援助”作為關鍵詞在網上進行搜索，出現了近40萬條結果，其中包括“四川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站”、“災后心理援助專題網站”、“點亮心靈的燭光，堅強我們心的長城——災后心理重建援助”等專業網站。

　　記者隨機選取了其中3個網站，發現最近的更新時間停留在2008年9月。3個公布的求助電話，一個無人接聽，另一個提示是空號，剩下一個終于接通了，得知是個中文專業的大學生在做咨詢。他暗示說這里還有其他專家，不過需要預約和收費。“要想免費的，只有我一個人。”他表示。

　　“我請你再呼吁一次：這里確實、非常、肯定需要咨詢師。”坐在位于板房的辦公室里，劉猛一臉嚴肅地說。據說，每逢有記者采訪，他都會再三強調這句話。

　　一個多月前，劉猛就此事接受了中央電視臺的采訪，“可惜通過CCTV出來的時候，只剩下感動和飄揚”。為此，他又在博客上公布了被剪掉的對話，再次呼吁災區的心理援助問題。

　　不過這些呼吁似乎沒有太多效果。眼下，劉猛再次向記者重復了這句話。

　　“現在還是你一個人嗎？”記者以為經過輿論的輪番轟炸，這一情況會有所改變。

　　“是啊，我這不正著急呢嘛：不過已經和香港大學開展合作了，他們愿意提供資金支持。”

　　“那么有名的大學，怎么不派個心理咨詢師來？”

　　“那些大牌咨詢師，哎呀，沒法說！”

　　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有心理咨詢師答應

　　劉猛的心理救助站顯得十分寒酸。在一間只有16平方米的板房里，唯一的桌子是用廢棄的木板和紅磚勉強搭成，一旁的飲水機里裝的其實是自來水。

　　就是在這間板房里，他“語氣激動”地接受了中央電視臺法制頻道的采訪。他認為終于可以從法律制度建設上，呼吁一下災區的心理援助了。

　　在這位大學講師看來，心理援助制度早在2008年5月份就該建立起來的。他用“激情澎湃”形容當時大多數同行的表現。

　　2008年5月14日，在“中國心理網”組織的培訓班上，當主辦方詢問大家能否在災區待到兩周以上時，在場的400多名心理咨詢師無一例外地舉手。還有人振臂高呼道：“讓我去吧，我能待一年！”

　　成都《天府早報》的一個記者估計，當時災區起碼有2000多名心理咨詢師，以至于到了“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會有心理咨詢師答應”的地步。

　　但就像大潮退去一般，這些人陸陸續續地走了，速度快得和他們來時一樣。在城北馨居管委會主任楊麗的記憶里，地震發生一個月時，她每天至少接待3撥心理援助志愿者團隊。他們中有人只待了一天，有人留下來一周，時間長的也就堅持了3個月。

　　2008年6月底，一個志愿者到都江堰市的30多個板房區調查，發現只剩下30多名心理援助志愿者。

　　劉猛組織的“全國心理援助聯盟”曾經有上百名專業咨詢人員，有來自北京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也有參與過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后市民心理援助的老外，還有中央電視臺和北京電視臺等媒體的特約心理專家。

　　在劉猛原先的設想里，這個非官方組織將長期有效地運作下去。在來四川之前，他計劃只做5個案例，然后和其他人輪崗工作。當時，因為患有癲癇，他正在休病假。

　　“我就帶了兩件T恤衫，根本沒打算待多久。”劉猛回憶說。如今坐在空蕩蕩的宿舍里，他面無表情地看著擺在地上的鞋子，其中有涼鞋、皮鞋和棉靴。這是他先后3次回家帶過來的。

　　旁邊的4間板房里，一度住滿了數十名咨詢師和志愿者，如今也是空無一人。這些人離開的理由各式各樣，諸如單位有事情，領導不同意，家里離不開之類，還有的更為現實——“沒錢了”。

　　“我早就堅持不下去了，如果不是看劉老師這樣。”孟曉宇說。這個哈爾濱女孩從2008年11月份開始，在“全國心理援助聯盟”擔任社工。

　　她差不多已經花去了自己的所有積蓄。每次買菜，她都會和人砍價一番，然后挑上最為便宜的菜頭。至于大米和臘肉，都是當地居民送來的。

　　劉猛本人也花去了10多萬元。作為國內第一批高級心理咨詢督導師，他日常的咨詢費是每小時1000元。為了繼續跟蹤災民的心理變化，他向所在學校請了長假，獨自一人留在這里。

　　最為困難的時候，他和另一名志愿者接連喝了一個星期的綠豆湯。最后那個同伴無法忍受，跳槽到另一家NGO“掙錢去了”。

　　在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記者拋給劉猛一個問題：“有人這樣形容地震的心理援助情況，來如蚊蟲，蜂擁而至；去像鳥獸，一哄而散。你如何看待其他心理咨詢師的一哄而散？”

　　劉猛很為自己的同行喊冤：“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他們沒有愛心，而是因為來時就是憑借‘激情’而不是‘信念’！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他們不想留下來，而是因為沒一個好的志愿制度，讓他們發揮自己的專長！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因為他們感覺災區已經不需要了，而是因為從眾而來，則必然會從眾而去！”

　　激情退去之后，心理援助才剛剛開始

　　盡管如此，這個33歲的男人一再否認自己有著與眾不同的勇氣。他常常用“心理咨詢常識”來解釋自己的舉動：“這里需要心理援助，所以我留下來；這里有我已經直接接觸的創傷者，所以我不能離開。正如負責挖掘的志愿者在挖掘結束后就應該離開一樣，負責心理援助的志愿者在開始了援助之后就應該留下來。”

　　最近的一個中午，他哈欠連天地打開筆記本電腦，開始一天的工作。“昨天晚上快3點才睡。”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眼睛里布滿了血絲。他解釋道，在凌晨前后的時間段，人們最為脆弱和孤獨，求助電話相應也最多。

　　辦公室對面的墻上，掛著“創傷后應激障礙(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宣傳板。這是一種經歷了災難性事件后最為常見的心理疾病。這種病癥持續時間可以是事后數周、數月乃至數年。因此，對這種癥狀的心理援助往往需要持續跟蹤。

　　據劉猛所知，美國政府針對在“9·11”恐怖襲擊中出現心理問題的市民，就制訂了長達20年的救助計劃，包括提供危機干預服務以及任命科學與醫學小組。紐約市衛生局還建立了世貿中心健康登記系統，每兩到三年調查一次，以獲得第一手的研究資料。

　　這份調查表不僅分為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3種文字，還針對不同類型進行調查，諸如居民、救援和恢復人員、辦公人員、附近行人、當地的學生和教師，等等。

　　這樣周密的系統性工作，在劉猛看來未免遙遠。由于缺乏調查和宣傳，不少經歷了“5·12”地震的人，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或者家人已經患有心理疾病，常是直到萌生了自殺的念頭，才前來求助。

　　“哎喲，又該拿我當反面典型了！”聽到這里，一旁的蔣玲咧嘴笑了。她留著整齊的披肩長發，大眼睛忽閃忽閃的。在城北馨居的圖書室里，她總是安靜地坐在電腦旁，說話細聲細氣。只要看到小孩子，她就會高聲打招呼，并跑上前親兩口。

　　“你看她正常嗎？”劉猛問記者。

　　看記者迷惑地點頭，劉猛繼續說：“我剛見她的時候，臉色是黑紫的，不用化妝就可以演包公那種。隨便說兩句話，就像小狗一樣嗷嗷叫。”

　　這個北川女子在地震中失去了13個親人，其中就有60天大的兒子和正抱著外孫散步的她母親。最初的日子里，她總覺得“媽媽和寶寶還在，他們不會離開我”，因為就在5月12日當天，母親還抱著孩子嗔怪說：“你媽真是懶豬，現在都還不起床。”

　　“我一定要堅強，因為他們還活著。”23歲的蔣玲語氣平靜地回憶自己之前的心理狀態。

　　相比之下，丈夫王云充滿了莫名的恐懼感。“除了害怕還是害怕。”他說，“一個大男人，半夜起來上廁所都要一幫人陪著。”

　　兩三個月后，在當地交通局上班的王云恢復了日常工作。他試圖用忙碌來麻痹自己，但發現并沒有太大的作用，反而和妻子的關系冷淡下來。相識5年從未吵架的兩個人開始爭吵，蔣玲甚至填了份離婚協議書。

　　今年年初的一天，她覺得實在無法承受了，拿了把菜刀準備自殺。抱著“希望有個人知道，關心一下自己”的目的，她撥通了劉猛的電話。

　　“當你開始面對現實的時候，才是真正難受的時候。”來自江油的陳靜說：“開始沒什么感覺，還在慶幸逃過一劫。”他住在農村，房子在地震中倒塌，那是他父親15歲時蓋起來的。“他今年已經51歲了，一想到還要再蓋座房子，就覺得沒什么希望。”陳靜嘆了口氣說。

　　“激情退去之后，心理援助才剛剛開始。”劉猛總結道。據他介紹，目前災民的心理狀況正處于兩極分化，好轉的人在持續好轉，惡化的人在持續惡化，畢竟對災難的心理反應強度、持續時間因人而異。

　　美國精神分析協會前主席基爾伯特·克萊門(Gilbert Kliman)認為，這樣的情況下更需要資深和專業的心理咨詢師。他是劉猛的督導，具體指導劉猛工作的方向和進度，同時對他個人的心理狀況進行疏導。“一般來說，現在才對幸存者實施救助，未免有些晚了，不過還有機會。”克萊門不無擔憂地表示。

　　他所創辦的兒童心理健康中心在“9·11”之后，迅速為兒童及其家長和老師派發了指導手冊，其中寫明了哪些反應值得注意等等。至今，這家公益組織仍然為在恐怖襲擊中受到心理創傷的兒童進行服務。

　　就像把你的傷口剖開，看到最隱秘的地方，還不給你縫上

　　但在四川，并不是每個人都樂意接受心理咨詢。劉猛就聽到過“防火、防盜、防咨詢師”的說法。他把原因歸結為“關系”，“咨詢師們只來了一下就走了，關系都沒有建立起來，就無從談起心理援助，結果只能是一次次傷害他們。”

　　蔣玲更為直接，把心理咨詢師的這種行為比作“鬼子進村”：“我本來沒什么事兒，結果他們上來就問你爸爸媽媽呢？你的孩子呢？我就說都挺好的。他們還接著問，那他們現在在哪里呢？我就回答在北川。他們又很好奇，說北川縣城不是都封了嗎？”

　　“我最后急了，就說好，拿來我給你們填。有的填成沒的，沒的填成有的，氣死他們。”住帳篷那個階段，她“最夸張”的記錄是一天填寫了7份問卷。

　　但她從來沒有接到過任何反饋，也沒有任何咨詢師提醒她可能患有心理疾病。“就像把你的傷口剖開，看到最隱秘的地方，然后還不給你縫上。”蔣玲一度沉浸在失去親人的痛苦中，不停地回憶地震當天的情景，直到崩潰得要自殺。

　　這種形式的心理咨詢被志愿者馬重祎稱之為“鍍金”。她快人快語地說：“那些人就是來體驗生活的，好給自己的履歷表添上一筆。”這個畢業不久的女大學生一直在都江堰市做心理咨詢志愿者。如今，她每個周末都會過來幫助劉猛做些雜事。

　　作為為數不多的堅守者，她絲毫不奇怪他人的來去匆匆：“他們本就沒有打算待很久啊！”

　　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小姑娘目睹了太多的人情世故：有人就是來拍張照片，貼到自己的網頁上，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還有人走之前哭得像淚人，口口聲聲說要資助多少個兒童，但后來再也沒有了音訊；還有人干脆坐在帳篷里相互吹牛，或者指責這里臟、那里亂……

　　“很多事情沒法說。”這句話成了劉猛的口頭禪。他至今難忘去年剛剛來到城北馨居，就聽到高音喇叭在持續播放：“災民朋友們，災民朋友們，我們是北京來的專業心理咨詢師，僅為100名患者提供免費的心理咨詢。”

　　“好像是商場大降價，欲購從速一樣，有種很不尊重人的感覺。”劉猛忍不住皺了皺眉頭。

　　甚至于，有的“不專業”到了專往傷口上撒鹽的地步。一位來自甘肅的心理咨詢師就曾看到過這樣一幕，面對在地震中失去了家人的男子，一個同行拍著對方的肩膀安慰說：“你還年輕，還可以再娶，還可以再生嘛！”

　　“你說，這樣的人，還不如不來！”劉猛很是氣憤。

　　他認為心理咨詢師的“重復掃蕩”，給災民造成了重復創傷，同時也讓災民反感和否定心理援助這件事，即使心情壓抑也不愿意再去找心理咨詢師，屏蔽掉了一條可以緩解傷痛的途徑。

　　這種現狀讓基爾伯特·克萊門很是奇怪。這位醫學博士表示，持續長期性是心理咨詢最為基本的常識。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顯示，自然災害或重大突發事件之后，約20-40%的受災人群會出現輕度的心理失調，這些人不需要特別的心理干預，其癥狀會在幾天至幾周內得到緩解。30-50%的人會出現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調，及時的心理干預和事后支持會幫助癥狀得到緩解。而在災害一年之內，20%的人可能出現嚴重心理疾病，他們則需要長期的心理干預。

　　請喊我“手紙志愿者”

　　“常識？”劉猛反問了句，禁不住哼了兩聲。這天在綿陽市的一輛出租車上，他剛自我介紹說是心理咨詢師，就遭到了司機的白眼。

　　“哎喲，我們娃娃天天喊著找你們呢！”這個來自永興板房區的男子用諷刺的語氣說。這個板房區安置了北川曲山鎮的1741戶居民。

　　去年圣誕節前后，這位司機家里來了一批心理志愿者，告訴他10歲的兒子，做完了問卷之后，過兩天會收到一個玩具。打那之后，孩子就把這件事情放在了心上，但卻始終沒有消息。

　　“我們自己都不會騙娃娃，都要說到做到，可是這些志愿者呢？”這位父親有些激動地問，方向盤猛地打了個彎。

　　劉猛臉漲得通紅，右手也不由自主地握緊了。下車后，他在附近的商店里花15元錢買了個奧特曼玩具，讓出租車司機帶回家。他再三叮囑說，一定要告訴孩子這就是之前志愿者承諾的玩具，“讓他相信這個世界是真實的”。

　　“我不知道干過多少次這樣擦屁股的事情了！”他無奈地表示。

　　事實上，劉猛剛剛從永安板房區回來。那里有個6歲的小女孩常常在半夜醒來大哭，鬧得幼兒園其他人無法入睡。小女孩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此前也有人對她進行過心理干預，但在對方走了之后，孩子的病情更加嚴重了。

　　作為“善后者”，劉猛許諾每周過來看望一次。這對他來說是筆不小的成本，坐大巴車，換乘公交，再坐上出租車，基本上要花去4個小時的時間，還要為此在當地住上一宿。

　　“如果這里也有志愿者，就不用我這樣跑來跑去了。”當然，他自己也知道，這只是一種奢望。

　　在永興板房區內，就有中國科學院心理所北川援助站。對于這個“官方機構”，劉猛并不愿意過多置評。他尷尬地笑了笑，表示“不要把精力放在指責別人身上”。據說，他曾經希望和這家機構合作，卻始終沒有結果。

　　這天下午4點鐘時，援助站的辦公室里并沒有人。正在附近溜達的兩位中年婦女說，她們壓根不知道這個援助站的存在。

　　距離援助站差不多100米的地方，就住著自殺未果的母廣翔。這個33歲的羌族青年，因為過度思念在地震中喪生的妻女，在大年三十當天拿刀捅向了自己。

　　幾經打聽，劉猛在大年初八那天找到了母廣翔所在的醫院。當時，這個年輕人正在為醫藥費發愁。他和母親已經連續幾天靠方便面度日了，身上只剩下33元錢。為此，劉猛給他補了1000元醫藥費，并到附近的飯館買來盒飯。

　　“在我之前，根本沒有人來對他做心理咨詢，結果媒體曝光后，來了無數個咨詢師。”劉猛邊說邊隨便在網上搜索，很快就看到了一條某心理咨詢專家來關心母廣翔的新聞。

　　這個并不太愿意點評同行的咨詢師忍不住敲起了桌子：“這個，你一定要寫到稿子里！既然知道有人給他做了心理咨詢，就不應該再重復地進行騷擾！”據說，母廣翔本人也無法承受過多的心理干預，不到一周就被迫出院了。

　　心理咨詢師也不是萬能的

　　最初見到母廣翔的時候，劉猛并沒有馬上展開工作。“那個時候他正缺錢呢，你上來就說要堅強地活下去，那不是扯淡嗎？”他承認心理咨詢師也有無奈的時候。

　　在災區，這位心理咨詢師并不優雅整潔，他更像一位“居委會大媽”，忙乎著板房區里的瑣事。這不，劉猛隨便從衣櫥里扒拉出一套運動服，不合時宜地配上一雙滿是塵土的皮鞋就出門了。

　　這天下午，他一個人拎著桶油漆，在操場上畫線。這是他專為板房區居民設計的羽毛球場。“要讓大家的生活盡量恢復正常，體育鍛煉是一種不錯的方法。”他解釋說。除了羽毛球場，他還為婦女們準備了音樂舞會，為孩子們設計了圖書室，甚至還要為沒有收入的男人們介紹工作。

　　“很多心理問題，都與災民的實際生活困難有關。”他說。

　　一個傍晚，3個女人相互攙扶著來到救助站，她們都是在地震中失去孩子，后來又懷孕的母親。但出人意料的是，這些母親并沒有流露出幸福感，反而充滿了恐慌和不安。

　　段雪梅地震后懷過一個孩子，但3個月時檢查發現胎兒死亡。同行的兩個媽媽情況類似，她們掰著指頭數了一下，差不多有40多個命運相同的母親。

　　“老天為什么對我們這么不公平！”其中一個忍不住嚎啕大哭。時至今日，醫生也無法解釋胎死腹中的原因——她們各項生理指標都正常。

　　在這些母親的設想里，再孕可能是走出陰影的唯一寄托，可事實遠非如此。住在城北馨居的申媽媽就滿是心酸：“別以為我們懷了孩子就會忘記過去的那個。”在地震中，她失去了10歲的女兒，如今懷孕3個多月了。

　　她拉著記者來到女兒的遺像前，聲音哽咽地喊著：“申露啊申露，姐姐來看你了！”

　　遺像前擺放著一瓶百事可樂和一種名叫“浪味仙”的膨化食品，還有一個鑲滿亮片的發卡。這些是女兒生前喜愛的食物和首飾。每隔一段時間，申媽媽都會給女兒添置玩具和零食。

　　事實上，她本來沒有打算再次懷孕。“我想好了，即使到了下輩子，也要和申露再做母女。”直到有一天她默默祈禱，希望女兒投胎到自己家，這才計劃再生個孩子。

　　但她并沒有就此擺脫痛苦。“我一天也沒有停止思念過去的女兒。”她流著淚說。時至今日，這位母親仍拒絕用“死”這個字眼。

　　面對這群母親，劉猛也顯得手足無措。他唯一想出來的辦法，就是把她們集中起來，希望“狀態好”的母親能夠感染別人。

　　為此，他籌措6000多元錢辦起了“媽媽之家”。在一個打通的板房里，他買來顏色艷麗的沙發和毛絨玩具，在墻上貼滿嬰兒歡笑的照片，還養了群小金魚，希望悲傷的母親們能夠暫時轉移一下注意力。

　　3月23日下午，劉猛咳嗽著接聽了記者的電話，表示自己正在去醫院的路上。一周前，他做體檢時發現，血常規25項中有10項不正常。

　　“我這是一種病態的堅持。”他一語雙關地說。

　　盡管如此，劉猛拒絕向別人透露自己的病情。“從去年6月份開始，就不停地有人問我還能堅持多久。還有人感嘆說，你已經不行了，趕快離開吧，你已經耗竭了，必須馬上離開！”這些質疑讓他很不舒服：“我知道，他們的潛臺詞是，你和我們一樣，終究也要離開。但起碼我現在還沒有。”

　　他剛剛接到一個災后心理危機培訓班的通知。據說，這是業界某“大牛”組織的，報名費每人2000元。“參加的人是為了拿證，搞活動的人是為了掙錢。”劉猛苦笑道：“這前前后后被培訓的，怎么也有上萬人了吧，但是有人來災區嗎？”(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