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9年10月我國“黃金周”制度誕生之時起，圍繞它的爭論就從未平息過。今年兩會上一些代表委員申請恢復“五一”長假的提案，再度掀起新一輪論戰(zhàn)。

　　在一些人孜孜于增加假期的時候，另一些人在問：我們的國家富裕到讓公民花大把時間去休閑了嗎？拉內需保增長，究竟是休閑休出來的，還是加班加點干出來的？

　　“五一”長假的存廢問題尚無定論，但這種討論卻令人鼓舞。因為一個制度能夠不斷吸納各種意見，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就是有生命力的。

　　恢復長假，為“經濟”還是為“人”

　　裘 德

　　自我國實行“黃金周”制度以來，各種存廢之音從未停止。伴隨著“五一”長假率先“縮水”，公眾熱議更是不絕于耳。然而遺憾的是，無論是當初出于避免集中休假給諸多部門與行業(yè)造成壓力的考慮，還是希望通過恢復“黃金周”來擴大內需、拉動國民消費來刺激經濟發(fā)展的動機，討論的出發(fā)點似乎更多地在于相關部門及行業(yè)的利益，而非更多地站在勞動者權益與意愿的角度上權衡利弊。

　　應該說，讓廣大勞動者人人享有充足的時間休息、恢復精力、消除疲勞和培養(yǎng)業(yè)余愛好，這恐怕才是建立法定節(jié)假日制度的本宗。只有這樣，法定節(jié)假日改革才會是以人為本的回歸。

　　以消費作為考慮問題的出發(fā)點是不可取的，打著“擴大內需、刺激經濟發(fā)展”的大旗更是讓人困惑。難道說經濟復蘇后，取消“黃金周”就勢在必行？因此，在制定假日政策的程序中，還當更多地傾聽民意，在辯論中建立更完善的制度。鑒于不同人群對休假方式會有不同意見，應當構建勞動者參與討論的平臺，由不同意見者充分討論，達成基本共識，然后有關部門在此基礎上按程序確定最終的休假方案。

　　事實上建立這樣一種平臺與機制，也有助于公民意識與能力的提升。作為具有現代意識與責任感的公民，不能只站在自身利益角度上考慮問題，而要學會與不同利益人群協商、共處。因為只有這樣，勞動者的愿望、利益才能與政府的科學決策實現真正統一，假日制度的宗旨才能切實體現。

　　“黃金周”不是一把折疊扇

　　陳 健

　　從2007年底，國家法定節(jié)假日調整方案出臺，到2008年全國人民休了一個“五一”短假，再到各方人士要曲線恢復黃金周，不到兩年時間而已。不知今年“五一”放幾天假，只是讓人感覺“五一”黃金周怎么就成了一把隨意折疊的扇子？

　　“五一”黃金周存廢與否，可謂仁者見仁，不再贅述。然而，某種“朝令夕改”的思維方式，卻讓人不吐不快。如果，今年有些地方“五一”又變身為黃金周，那么許多企業(yè)的生產經營計劃將不得不變更，居民個人和家庭的休假安排也將隨之變化，股市、期市等市場也被迫調整。再者，倘若國內市場逐步回暖，經濟形勢轉好，“五一”黃金周刺激消費的功效逐步降低，那時，是不是又得肢解“五一”黃金周呢？

　　不為一時利益所遮蔽，不被短期效益所迷惑，是制定或變更任何政策制度的基本準則。目前，在討論是否恢復“五一”黃金周時，不能本末倒置，首先應當考慮的是損害政策穩(wěn)定性和持久性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隨后才是黃金周拉動消費的作用有多大。

　　讓國定假日回歸本質

　　洛 洛

　　1886年芝加哥工人大罷工時，也許沒有想到勞動者的福利休假時間會成為政府撬動經濟增長的杠桿之一。原本為了彰顯勞動者榮光的節(jié)日突然間轉變了它的初衷，成為“推崇非勞動”的載體。

　　暫且不說“勞動節(jié)”和“國慶節(jié)”的精神意義。單從“長假是否真能大幅拉動區(qū)域經濟”的命題來說，這一提法也頗值得推敲。目前尚未有權威的數字預測表明長假能給2009年帶來多么可觀的GDP增長，如果這一比值有限，那么這根“撬棒”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價值；但是如果這一比值相當高呢？我認為那至少說明兩個問題：

　　第一，在全國范圍內，旅游行業(yè)的抗風險能力過弱、波動較大，過分依賴旅游業(yè)的地區(qū)過多，在全球性經濟危機到來的情況下，他們很可能根基不保；第二，居民日常消費需求受到了抑制，只有在長假期間才能得到釋放，長此以往會使中國的老百姓形成一種有失平衡的生活方式。

　　綜合以上因素來看，“長假經濟”不光帶來立竿見影的物質效益，而且凸顯出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生活中的某些隱憂。

　　那么這樣的長假我們還要嗎？地方政府和某些網民說：“這個可以要。”專家學者和另一些網民說：“這個真不能要！”于是其余的老百姓就會像老畢一樣哭笑不得，手足無措。

　　作為一項政策，國定假日其實并不容這樣頻繁修改。為何不利用這一契機對長假背后隱含著的社會生活方式和地區(qū)發(fā)展模式做一透徹的討論和有利的改變呢？也許這才應該是讓國定假日回歸本質的起點吧。

　　節(jié)日是方式，更是內容

　　思 引

　　人們歷來熱衷于節(jié)慶，其中既有狂歡娛樂的張揚，也有閑暇休憩的舒緩。

　　先來看一個有意思的例子。元宵節(jié)是中國傳統的一個盛大節(jié)日，它并非單日放假，法令規(guī)定由若干天合并，構成一個完整的時段。這期間夜以繼日，人們元夜張燈，歡天喜地。各個朝代對假日長短有不同安排，早先唐玄宗連放三日，宋太祖有“五夜燈”，明代甚至延長為“十夜”，至清代基本維持在五天。

　　中國古代城市一般有夜禁制度，就是夜晚不得出門。這個小例子卻反映出：第一，特定節(jié)日里，以往夜間的規(guī)范和秩序已發(fā)生很大改變。一個不同的“時空”開放給民眾。第二，放夜時段屢次延長，折射出隨著城市商業(yè)興起，日常生活變得愈加豐富，人們娛樂興致更為高漲。那些豐富生動的情節(jié)足以改變“夜深人靜”的觀念。

　　近代以來，我國節(jié)假日體系也歷經了一番變化。盡管人們仍然能感受到其內在生活節(jié)奏和文化內涵，但在接踵而至的大小洋節(jié)與“工作至上”觀念的影響下，事實上這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我們面臨著步伐加快的生活和無窮無盡的壓力，似乎無時無刻都可以過節(jié)，時空無疑更自由，快樂卻未見得有所增加。而另一方面，人們包裝經營著節(jié)日，發(fā)揮它更多的功能，以設法擺脫這種緊張和矛盾。

　　這是一種很復雜的心情，那么在“五一”長短假討論之時，我們是否還應當考慮，如何從容快樂地享受作為生活方式的節(jié)日，張弛有度而豐富多彩？如何讓傳統與當代的文化更好地匯聚在節(jié)日體系里，不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內容？

　　假不在長，可期待、可實現則靈

　　曹柳鶯

　　毫無疑問，人民需要假期。至于是七天長假還是三天短假則是個眾口難調的問題。猶記得政府出臺清明、端午、中秋放假政策之時，擁護之聲不絕于耳。除了為弘揚民族節(jié)慶傳統叫好之外，這個政策極大程度上滿足了大家的心理乃至生理的需求。

　　回憶過去幾年的“五一”、“十一”長假，往往假期開始時的欣喜感會被假期結束時的倦怠感所淹沒。過度的飲食聚餐、頻繁的走親訪友、無聊的網上閑逛讓我們在一個長假結束后不得不花更多的時間讓自己重新適應朝九晚五的工作作息。

　　不管怎么說，國定假日對于勞動者來說是繁忙奔波間隙中的一番調整。長假短假之爭周而復始，其根源還在于普通民眾和決策者對“假期的功用”這一問題的理解尚未達成共識。“拉動內需”是自上而下的經濟需要，而“修身養(yǎng)性”則是群眾的根本需求。說到底，人們在假期中的消費無非是為了更好地休閑、娛樂。那么，對于那些提倡以長假來拉動內需的人來說，因此便欲重新“化零為整”是否有些操之過急？

　　對于生活節(jié)奏越來越快的人們來說，休息日總是令人期待，而人們所關注的可能并不是假期的長短，而是假日的可期待、可實現。如此看來，假不在多，有獲得假日的保障、有享受假日的閑暇、有歡度假日的經濟能力，才是更值得關注的。

　　張弛有度，方能協調發(fā)展

　　寧 波

　　經濟增長的特點是追求速度和效率，其中人的“物化”不可避免，甚至會日趨嚴重。對效率和速度的追求，以及受收益遞減規(guī)律支配，經濟越發(fā)展，往往人們感受到的壓力就越大，亞健康人群也隨之增多。一些人不無困惑，拼搏的意義、生命的意義究竟何在？

　　此番“長假之爭”往深處想，恐怕不僅僅是休假制度的問題，它還事關公眾休閑權益，更是一個關乎“人與社會協調發(fā)展”的普遍問題。

　　在人類的童年，由于生產力低下，休閑難以獨立，總是與生產相依相伴。許多田園牧歌就是人們生產勞動時的休閑創(chuàng)造。進入工業(yè)社會以后，尤其隨著現代科技的發(fā)展，勞動的自由度因機械的參與大大降低，邊生產邊休閑漸漸不合時宜，休閑逐漸被剝離到工作之余。

　　瑞典哲學家皮普爾指出，“休閑的能力是人類靈魂深處最根本的能力，因此，休閑的本質是從自身存在的角度去面對存在的根本所必需的觀察狀態(tài)。”法國社會學家杜馬哲迪爾則認為，休閑具有休息、心情轉換和自我開發(fā)的功能。事實上，人類文化的積淀有許多是在勞動與休閑的交替中完成的。尊重勞動者休閑的權利，才更有利于社會經濟、文化水平的進一步提升。

　　從這個角度上理解，恢復“五一”長假，讓人們多一些休閑的時間，是值得贊同的。張弛有度，方能實現人與社會共同的協調發(fā)展。

　　先厘清節(jié)假日的文化意義

　　周 寧

　　節(jié)日的“節(jié)”字，原是竹字頭(節(jié))，原指竹子長葉、分叉之處，它比竹竿的其他部位更凸出。我們的祖先原是用竹子來比喻過日子，平常的日子就像竹筒，滑溜溜地一晃而過，節(jié)日就好比突出的竹節(jié)，是不能輕易“滑”掉的日子，這些日子要好好過，精心過，不一樣地過。

　　而如今，當人們再提節(jié)日，常常“假日經濟”、“刺激消費”不離口。的確，自從黃金周制度誕生以來，假期或許確實起到了諸如創(chuàng)造旅游收入、帶動相關產業(yè)發(fā)展、擴大國內需要等種種經濟作用，但僅僅把假日與經濟捆綁在一起，是不科學的，更是不文化的。

　　節(jié)假日不單單是休息日、旅游日，還包含著更多文化意義。比如一些傳統節(jié)日，如春節(jié)、清明、端午、中秋都是傳統文化的載體，而勞動節(jié)、國慶節(jié)也都被歷史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在這樣一些與眾不同的節(jié)日里，怎樣的“度過”才更有意義，才不至于“滑過”，這才是值得深思的命題。

　　再看“長假之爭”，我們的假期真的太長嗎？比起東歐一些國家的180多天，實在算不上長。那么，為什么還會爭論？焦點之一還在于人們究竟在節(jié)假日做了什么、節(jié)假日究竟是用來做什么的。當節(jié)假日的文化意義真正被發(fā)揮出來時，它的存在或延長，或許便不再需要爭論。

　　真正要義是保障休假權

　　王 琦

　　在這次恢復長假的聲浪中，最高音無外乎反復強調長假對于經濟的刺激作用。

　　長假對內需有沒有拉動作用？可以說有，“十一”長假和春節(jié)長假集中釋放的購買力大家都看得到。但也可以說接近于無，長假只是給長期積壓的購買力提供了一個集中出口而已，長假過后，購買力釋放完了，接下來就是相當長時間的消費疲軟。從總量上來看，長假未必能增加多少購買力。所以說，用恢復“五一”長假來拉動內需，不僅很功利，而且很可能只是吹起了一個泡泡。

　　但恢復“五一”長假依然是很有意義的，它的意義在于，如何保障勞動者的休假權，再次成為了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

　　眾所周知，當初取消“五一”長假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帶薪休假制度的實行。但現在，《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已實行一年有余，而帶薪休假對一部分勞動者來說卻依然是一塊畫在紙上的餡餅，而能夠保證休息的“五一”長假卻被取消了，難怪“恢復”之聲如此強烈。

　　“五一”長假能否恢復或能否“局部變通恢復”都不是這次爭議的要義，重要的是，勞動者的休假權得到真正切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