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信息公開制度實施不到一年，我和助手向40個政府部門提出了信息公開申請，發出了差不多有120個申請，得到了地方政府兩個公開，中央政府部門四個公開，比較完備的公開。”深圳君亮資產管理公司CEO吳君亮博士說。吳君亮由于提出一系列直面政府部門的信息公開申請，近來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人物。

　　我國從2008年5月1日起開始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條例》實施以來取得了什么成效？在實際操作中發現了哪些不足？怎樣讓《條例》更加規范？3月9日，由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舉辦的“信息公開與透明政府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議在北京舉行。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應松年、國務院法制辦政府法制協調司司長青鋒、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長李廣宇，以及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法學專家參加了會議。

　　一些條款的法律解釋還需明確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沈巋說，在《條例》實施過程中，政府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條例》有一些法律上的解釋難題，這些解釋難題不僅是個體公民碰到的，也是政府部門包括法院都會面臨的一些難題。

　　首先就是模糊的“例外”邊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例外的邊界究竟在哪里？”沈巋說。《條例》提供了三個“例外”：一是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信息；二是國家秘密；三是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

　　其次是模糊的適用對象，《條例》明確規定適用對象是行政機關、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和單位。沈巋說：“行政機關模糊性還比較弱一點，但是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和公共事業單位的模糊性非常強。”行政法學界一直爭論的一個焦點就是，這個組織是否包括大學。如果北京大學的學生要申請信息公開，法學樓建設的信息能不能公開？

　　第三是申請者資格也有模糊性。《條例》第13條明確規定，申請者必須要有生產、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但有關部門有一個實施意見特別提出，如果沒有特殊需要，行政機關是有權力不公開信息的。

　　充分發揮行政復議的作用

　　“公開雖然非常美好，但是實施起來有困難，這是各個國家的困境。”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在發言中這樣說。

　　程潔認為，在現有體制下，如果行政復議機關和司法機關能夠更積極地去處理相關案件，就能夠起到促進《條例》更好實施的作用。如果出現政府敗訴的情況，政府就有一種反推的效力，或者是一個倒推的機制。政府就會傾向于在下一次遇到申請的時候，公開相關的信息。當政府在行政復議中敗訴的時候，政府也愿意改進既有的行為規范，以更加符合信息公開的要求。

　　但是在實踐中，政府敗訴的情況非常少，這也反映出我國法院對于行政案件非常謹慎甚至說是保守。行政復議機關反而表現得比較符合常規，一般的行政復議案件當中，有1／3的政府敗訴率，在政府信息公開的案件中也大概是1／3。目前，申請信息公開的范圍基本集中在土地規劃當中，這也是以前矛盾積壓的后果。

　　程教授建議，在實際操作中，可以將規范制定得更細致，政府也要轉變觀念，主動擴大信息公開的范疇，滿足公眾對信息的需求。除此之外，法院可以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適當地受理和公開審理信息公開案件。

　　公共企事業單位能不能當被告

　　作為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項目的負責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長李廣宇談到了他在工作中的一些困惑：

　　第一個是受案范圍，這涉及到法院口子開多大、門檻有多高的問題。李廣宇介紹說，法院列舉了九項具體的可以受理的案件，后來通過征求各方意見壓縮到五項，后來又增加了兩項排除的列舉。根據李廣宇的觀察，學術界普遍呼吁口子要開大，給信息的申請人充分的司法救濟，但他感覺這還是有一些理想化。

　　第二個問題是原告的資格。什么樣的人能夠提起訴訟，啟動司法審查的程序？“無論是學者還是行政機關的官員，都對原告資格問題很重視，有不少同志建議設定一定的資格。但是為什么我們沒有這一條？”李廣宇表示他們也在考慮，在原告資格方面，不要設置太多的門檻。

　　第三個問題是告誰的問題，焦點集中在供水、供電、供氣等事業單位能不能作為被告。有人認為，公共企事業單位和人民群眾的利益聯系非常密切，如果把這些放在監督的真空下，對民生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從其他國家的實踐看，很多國家把這些組織列在信息公開的范圍內，但也有人擔心這個步子邁得大了一些，甚至基層法院法官也有不少持反對意見的。

　　國務院法制辦政府法制協調司司長青鋒說，由于《條例》實施時間較短，目前還無法作出具體的評估，但是各級部門對實施《條例》的積極性都比較高，總體成效也比較好，現在大部分市一級地方政府的情況都能在網上查到。

　　“問題不少，但畢竟行政部門和司法機關的實踐都邁開了步伐，只要繼續向前邁，還是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發展。”與會者對《條例》的實施都表現出了很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