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機場內外勾結偷渡案震驚辦案人員

    兩年8次作案分工明確手法隱蔽

　　偷渡暗道 鑿穿5道關卡

　　本篇精粹

　　一條偷渡犯罪的“地下暗道”，鑿穿了首都機場國際旅客登機審查的5道關卡———海關、辦理登機手續、邊防檢查、機場安檢以及檢驗登機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首都機場12名內部人員涉嫌與“蛇頭”一起，分8次幫13人偷渡至加拿大。如果不是偶然的案發，這個偷渡“一條龍”的犯罪團伙也許還會人不知鬼不覺地干下去……更可怕的是，警方調查發現，此案呈現出“周密協作、精確配合、指揮縝密”的驚人特點。

　　在最近的庭審中，偷渡組織者坦白：成功偷運一人，“蛇頭”給組織者十幾萬元，組織者扣下4萬，其余分給具體操辦者。每干成一次，分得最少的人也可以獲利2000元。正是在暴利的驅動下，才有了機場“內鬼”參與偷渡的瘋狂。

　　首都國際機場。

　　CA991國際航班接到機場空中指揮中心明確指令后，關閉艙門，滑向跑道，準備飛往目的地加拿大。這時，航班乘務長突然發現，機艙內就坐的乘機旅客人數有異。他讓各位乘務員仔細清點，并請求每位乘客再一次出示登機牌和護照。

　　連續兩次清點結果讓乘務長驚愕不已，機艙內乘坐旅客人數竟然比核定人數多出兩名。坐在后艙的兩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出示登機牌后，沒能出示機票和個人護照。

　　已經進入起飛跑道待飛的CA991航班退出跑道，駛回臨時指定的停機機位。

　　艙門開啟，在近兩百名乘客異樣的目光中，兩名女子被邊防公安民警帶走。

　　事件發生在2006年2月3日的下午時分。

　　警方訊問發現，兩名女子都是福建人，所持登機牌為偽假登機牌。

　　讓警方震驚的是，這兩名女子居然成功避開海關、辦理登機手續、邊防檢查、機場安檢以及檢驗登機牌等5道國際旅客必經的正常查驗程序，在隨身沒帶任何證件也沒有機票的情況下，持偽假登機牌登上CA991國際航班……如此情形在以往偷渡案中是罕見的。

　　毋庸置疑，一條偷渡犯罪的“地下暗道”鑿穿了首都機場國際旅客登機審查的5道關卡。這條“地下暗道”究竟是在何時由何人指揮何人操縱“搭建”而成？警方及有關管理部門開始對此密切關注。

　　然而，這條“地下暗道”案發后并未受到影響。在偷渡“蛇頭”巨額資金的利誘下，不法分子想方設法瘋狂拓展，直至2007年12月28日又一起發生在CA991航班的偷渡案敗露，多達12名機場內部工作人員涉嫌參與的偷渡大案才最終大白于天下。

　　2009年2月10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這起首都機場偷渡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對18名被告人組成的偷渡團伙提出公訴，指控該團伙在近兩年時間里共作案8次，謀劃幫助26名偷渡客偷越國境，并成功地將13人偷運出境。檢察官指控，該團伙中有12名首都機場內部人員涉罪，這些涉罪人員分工明確、組織嚴密、手法隱蔽。

　　偷渡敗露

　　“地下暗道”驚現

　　警方的偵破進程，清晰地勾勒出了這起偷渡大案的犯罪輪廓。

　　最初，機場偷渡策劃者欲從國際航班登機口解決安全進入的麻煩。

　　機場“內鬼”與“蛇頭”接觸后，利用對機場關卡、防范制度和地形的熟悉，給偷渡者提供偽假證件及工作制服，然后將更衣佩證的偷渡者從地下停車場的員工專用通道帶入國際候機區。但當他們企圖打通登機口檢票員和邊檢人員的關節時，卻發現由于登機口檢票員和邊檢人員經常更換，若想讓偷渡者持假登機牌假護照硬闖，其難度和風險極大。

　　經過仔細琢磨，有“內鬼”提出“新方案”：廊橋與機身連接通道中間有一個門，門外有固定梯子供特殊許可者通行，梯口下面有專人把守。如若打通這一關節，讓偷渡者進入停機坪抵達特定廊橋的梯口下，只要把守者放行，偷渡者就不必通過登機口。

　　在對國際候機區與國內候機區防范程度進行比較分析后，“新方案”讓偷渡者購買國內機票進入國內候機區，在衛生間換上機場工作人員制服及胸牌，然后經“內鬼”引領帶路，走員工專用通道進入停機坪，再由貨運公司運營專用車司機暗地里將偷渡者悄悄送到特定廊橋梯下，再買通監護員，偷渡者就可以登梯進入廊橋，與經過登機口檢驗的登機旅客混在一起登機。

　　如此“新方案”在實施中也有敗露風險。因為就算躲過國際登機口檢票、驗護照混入機艙，但登機固定人數在進入機艙時還要再經統計，倘若乘務人員心細，統計人數后就會暴露有人非法登機。

　　為規避風險，修正后的“替代方案”出臺：偷渡組織者找外國人當“托兒”，從北京購買國際機票，讓偷渡者與“托兒”在廊橋中間會合，拿著經過登機口檢驗過的登機牌登機。“托兒”從廊橋中間門下梯，由機場專用車司機接出機場。

　　一個問題又產生了：畢竟，當著眾多從廊橋登機國際旅客的面，一伙人交換登機牌，脫下工作制服轉身登機，萬一旅客中有人心生詫異通報管理人員，萬一有警務人員便裝登機，偷渡敗露的危險依然很大。

　　于是，更大膽的想法產生了。

　　既然能把外國“托兒”直接送出機場，為什么不把偷渡者直接送到國際航班舷梯下呢？“內鬼”發現，并不是所有國際航班都能使用廊橋，“遠點登機”———即需用擺渡車將乘客送至停機坪登機時，檢查比不得廊橋嚴格，有時甚至沒有檢查人員守在舷梯下檢票驗護照。當外國“托兒”與其他乘客從擺渡車下車時，被收買的機場專用車司機將偷渡者送到舷梯下，這一刻，偷渡者只需從外國“托兒”手中接過登機牌登機，外國“托兒”再趁亂鉆進送偷渡者的機場專用車，悄悄離開機場，一切就都妥當了。

　　“內鬼團伙”

　　整體高效運作

　　身為首都機場工作人員的12名涉罪被告人，其工作及職務有北京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工人、航空安保公司通道班副班長、通道警衛員、飛行區航空器監護員、國航地面服務部工作人員、國航貨運公司運營基地司機、國航站坪運行中心擺渡車司機。這些涉罪嫌犯在協助偷渡的過程中表現“搶眼”。

　　據辦案人員分析，2007年12月28日發生在CA991航班舷梯下的偷渡案，體現出偷渡團伙“周密協作、精確配合、指揮縝密”的驚人特點。

　　在T3航站樓建成前，T2航站樓擁有近機位35個，遠機位120個。國際航班停靠近機位還是遠機位，只能提前兩小時獲知。因此，及時搞清偷渡者所需搭乘的國際航班停靠何處，極為關鍵。而能獲得如此重要信息的人，只能是機場內部可以接觸到這一信息的工作人員。

　　另一個關鍵點是，要即時觀察有無檢查人員把守在特定的國際航班舷梯下。涉案人員采用了“雙保險”的方法：有“內鬼”駕駛機場專用車在準備偷渡登機的國際航班周圍游動巡查，還有“內鬼”站在航站樓內最恰當的位置即時觀察了望。

　　一次，外國“托兒”抵達機場準備“調包”，因突然發現有檢查人員出現，“內鬼”指揮者毫不猶豫地撤銷了偷渡計劃。還有一次，4個外國“托兒”在登機前未能與偷渡者準確接洽，只好登機飛出中國國境，在國外機場睡了一夜后乘次日航班返回———這是偷渡組織者一次不大不小的“失手”。

　　為確保偷渡成功，12名涉案機場工作人員偽造登機牌和機場工作證件，提供機場工作制服，引領偷渡者通過專用電梯進入停機坪，駕駛機場專用車的司機接應偷渡者在偏僻處等待指示，場內巡查和近處觀察者注視偵探檢查人員的位置及動態，再及時匯報偷渡指揮者。如果偷渡條件成熟，載有偷渡者的機場專用車輛就跟隨在載有國際航班乘客的擺渡車后面。一般情況下，擺渡車司機停車后只打開面向舷梯一側的3個車門，但為了給偷渡者趁亂與外國“托兒”換登機牌提供機會，被買通的擺渡車司機會開啟兩側的6個車門……

　　暴利驅動

　　不惜鋌而走險

　　在如此巧妙的運作之下，“內鬼”們成功將13人偷運出境，直至2007年12月28日———那天，擔任巡查的兩撥“內鬼”大意，未發現CA991國際航班舷梯下站有檢查人員，使得4名偷渡者被當場擒獲。

　　警方獲知：該案4名偷渡者均為福建人，經“蛇頭”安排，打算乘坐2007年12月28日飛往溫哥華的CA991航班。每人事先已交給“蛇頭”50萬元左右的偷渡費。

　　同是CA991航班，早在2006年2月3日那次被發現涉嫌偷渡的兩名女子也向警方交待，如果偷渡成功，她們每人需向“蛇頭”交納約3萬元美金。

　　僅從上述兩案看，偷渡境外費用巨大，而這正是“蛇頭”活躍異常的原因。

　　2009年2月10日上午，記者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旁聽席上，聽到一名涉嫌偷渡組織者的坦白：

　　“成功偷運一人，‘蛇頭’給我十幾萬元，我扣下4萬，其余分給具體分工者。每干成一次，分得最少的人也可以獲利2000元。”

　　在涉嫌犯罪的首都機場12名工作人員中，年齡在20歲到30歲之間的有6人，30歲以上的有6人，其中最大年齡者39歲，最小的僅有20歲。

　　偷渡利潤的分贓對這伙涉罪人員曾產生過巨大影響。

　　一次，“蛇頭”為犒勞“有功之臣”，出錢請多名參與偷渡的機場人員帶家屬赴深圳游玩。酒酣耳熱之際，“蛇頭”透露了發給組織者的錢數，引起眾人不滿，大家都認為自己分得少，被組織者“黑”了，于是便有了踢開曾經的組織者、重組人馬另起爐灶的瘋狂……

　　機場工作人員協助偷渡案呈高發態勢

　　2008年2月，首都機場T3航站樓投入運營，首都機場由此成為亞洲首個擁有3座航站樓、3條跑道、雙塔臺同時運行、年設計旅客吞吐量達到8200萬人次的超大型現代化機場。

　　有分析稱，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世界范圍內的偷渡與反偷渡現象正在出現明顯變化：

　　一些發達國家因經濟衰退，加大了對非法居留人員的清查力度，被遣返回國的中國偷渡客逐漸增多；中國經濟環境較為穩定，致使一些不發達國家的外國人熱衷于到中國尋求發展，外國人非法出入境的偷渡案也有所增多。

　　來自北京邊檢總站的統計數據表明：首都機場工作人員協助偷渡案呈高發態勢，僅2005年全年，首都機場共查獲偷渡人員945人次，其中查獲機場員工提供線索協助偷渡22人。

　　盡管有負責人表示，“要動用各種手段防范此類事件再次發生”，但自2006年2月3日至2007年12月28日期間，首都機場內部工作人員參與偷渡的案件仍在不斷發生。對有著“第一國門”之稱的首都機場來說，可謂警鐘震耳：相關制度為何沒能及時阻止和防范犯罪的發生，這個問題值得深思。(本報記者 杜萌 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