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公布了一批現行有效的公益性、基礎性項目建設標準,以指導和規范投資工作。其中,《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規定正部長級別的官員辦公室使用面積不能超過54平方米,縣長書記不能超過20平方米。

　　縣長辦公室面積不能超過20平方米?相信很多人都會覺得這是一條“很及時”的新聞,因為這樣的規定與人們的見聞和常識有點背離,在此起彼伏的豪華辦公樓風潮面前,就顯得更為難得,甚至嚴苛了。隨手拈來一例,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洪家街道辦事處辦公大樓有10層高,造價2414萬元,建筑面積16996平方米,99名工作人員人均擁有170平方米。街道干部所享受的辦公面積,居然比部長的3倍還要多。這并不是最厲害的,河南安陽公路局辦公樓耗資過億,浙江長興縣政府辦公大樓及其周邊設施總花費達20億。沒有最奢侈,只有更奢侈。

　　要知道,國家發改委此次公布的《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并不是新規定,而是“現行有效”的標準。筆者對比了一下,官員辦公室面積正部級54平方米、縣長20平方米的規定,與1999年原國家計委發布的標準并無區別。也就是說,縣長辦公室不得大于20平方米,這已經是一個長達10年的舊規了。公眾所感受到的“嶄新”,一方面說明政策的透明度和傳播效果不夠好,更重要的是現實執行中已經嚴重走樣。豪華辦公樓更讓人關注的,是它的裝修的奢侈和投資的巨大,但是幾乎每一棟這樣的建筑都存在面積超標的問題,只不過在雷人的奢華面前,辦公面積的大小反而小巫見大巫了。

　　為什么1999年就已經有了縣長辦公室不得超過20平方米的規定,10年之后卻依然出現某些街道干部人均坐擁170平方米辦公樓的亂象?缺乏的不是標準,而是對標準的執行。權力總是傾向于將權力的效用發揮到極致,因此在辦公樓等自我享用、對外顯擺項目上的用心經營、無所顧忌,應當是在料想之中的事情。關鍵不在于權力有沒有自我克制的高尚道德,而是要依靠外部的制約力量強大到讓權力不敢、不能越軌。

　　我們不缺乏揭露,豪華辦公樓在媒體和網絡上被大量曝光的事實見證了這一點。相比之下,更為缺乏的是問題暴露之后的追究。臺州街道辦公樓事件中有兩名官員被懲治,那只是因為貪占問題,而不是對辦公面積超標的問責。沸沸揚揚的安徽阜陽白宮事件有了回音,當事區委書記面臨刑法追究,但也只是針對他報復迫害舉報人致死一事,而非對他建造“白宮”的清算。既然有辦公樓建設的標準,就應當輔之以違反標準的處罰條款,否則標準就必然失去紅線的意義。從當前對豪華辦公樓事件處置的情況來看,很少有官員因為違反建設標準而承擔責任。這不能不說是豪華辦公樓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一輪投資熱潮啟動,承擔著拉動增長的沉重使命。手中有錢之后,權力難免會蠢蠢欲動。在此時重申辦公樓建設的相關標準,應當說確實是很及時很必要。更為重要的是在重申標準之后,重申相關的紀律和法度,以違者必糾的現實壓力促使權力成為相關標準的捍衛者。否則,標準依然會被虛置不顧,豪華辦公樓依然會逆風飛長,而以投資拉動增長的期望,甚至也有可能因此失去依托。

　　周東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