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司法鑒定程序急需法律補漏

　　專家：對重大惡性案件被告人做鑒定有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

　　“如果不是被你們抓到，我還要潛回隨州，再殺9人，包括我的前妻。”

　　公安部A級通緝犯熊振林在殺害8人、逃亡7天，1月11日被武漢警方抓獲后，拋出了一句震驚四座的話。

　　熊振林，湖北隨州的一個普通農民。今年1月4日晚，他在隨州市洛陽鎮釀造驚天血案，8名無辜者，包括一名2歲半的兒童成為他手下的冤魂。

　　社會公眾在驚詫其冷血、殘忍、暴戾的同時，也有不少人心生質疑：他是不是大腦有問題？他是不是精神病犯罪？

　　事實上，不僅僅是熊振林，之前錘殺同學的馬加爵、陜西血洗道院的邱興華等一些關注度高的惡性殺人案件，社會上都存在給其做司法精神病鑒定的呼聲。由此而衍生一個深層次的問題，誰來啟動司法鑒定？司法鑒定有無次數上的限定？司法鑒定如何做到科學規范？

　　重大惡性殺人案件增多規范鑒定關乎司法公正

　　著名的犯罪心理專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今天對記者表示，對于熊振林等類似的重大惡性殺人案件，從尊重生命、保障人權的角度來講，應該做司法精神病的鑒定。這樣，可以更好地樹立司法公正的形象，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全國律協刑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主任李貴方認為，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只要犯罪嫌疑人有精神問題的表象，就應該做精神鑒定。通過鑒定可以判斷犯罪嫌疑人到底有沒有刑事責任能力，同時可以維護法律的尊嚴，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給被告人公正處理，給社會一個合理交待。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決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的時候，案件的偵查、起訴和審判機關，應當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定。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對鑒定結論有疑問的，可以申請補充鑒定或重新鑒定。

　　李玫瑾介紹說，在實踐中，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家屬或者委托代理人都可以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請，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補充鑒定或重新鑒定。

　　“目前，只要司法機關有疑義，或者當事人一方有請求，基本上都可以正常開展司法鑒定。”李玫瑾認為，法律對當事人提出的司法鑒定，應該有個明確的時間節點。因為，家屬是和犯罪嫌疑人朝夕相處的，其精神上究竟有沒有問題，家里人應該最清楚。如果在一審甚至二審判決后，再申請司法鑒定，有干擾司法公正的嫌疑。

　　李玫瑾舉例說，血洗道院的邱興華殺人案，在偵查、起訴階段，邱興華的家人一直沒有提出其有精神問題，最后在一審判決死刑后再提出申請顯然不太合適。

　　“現有的法律規定，是否啟動司法鑒定，取決于司法機關對法律及案件的認知。”李玫瑾說，長期豐富的辦案經驗，讓我們有理由認為，司法機關能夠對犯罪嫌疑人作出比較科學、準確的判斷。

　　山東省安丘市人民法院法官劉建芳告訴記者，從邱興華犯罪過程來看，包括怎樣實施犯罪、殺人后怎么逃跑，他在事先都經過了精心策劃，充分說明了邱興華當時的精神狀態不可能不正常。因此，法院對其家屬的申請予以駁回是科學合理的。

　　“精神病”概念太過寬泛可改為“刑事責任能力”

　　“由于精神病是一個寬泛的概念，用作嚴謹的法律術語，有些不太適合。”李玫瑾認為。

　　按照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精神病人可分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部分刑事責任能力、完全刑事責任能力3種。對于精神病人實施犯罪，可以從輕、減輕處罰甚至不負刑事責任。

　　“法律用語使用‘精神病’這個字眼，容易讓普通的公眾產生歧義，認為只要經過司法鑒定為精神病人，就必然不承擔法律責任，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大的誤區。”李玫瑾告訴記者，精神病有著一個很大的范疇，大概包括十幾種類型。比如人格障礙，雖然屬于精神病的一種，但卻有刑事責任能力，實施犯罪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再比如弱智，當其智商處于70至80這一臨界狀態時，在實施犯罪的過程中，如果有辨知能力，同樣也要承擔法律責任。

　　李玫瑾認為，精神病概念寬泛，很容易導致司法審判的操作變為醫學診斷的操作。家屬千方百計地申請司法鑒定，一旦認定，犯罪嫌疑人就可以逃脫法律的嚴懲。因此，建議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將“精神病”鑒定的提法修改為“刑事責任能力”鑒定的提法。因為“精神病”與“能力”相比，“能力”的概念更容易被科學地把握和準確地進行司法操作。

　　李玫瑾同時指出，現有法律對精神病人的后續處置程序規定得并不完善，客觀上，也大大刺激了犯罪嫌疑人家屬申請司法鑒定的積極性。

　　刑法第18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后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

　　“現實的很多例子是，犯罪嫌疑人一旦被認定為精神病人后，有相當一部分人又重新回歸社會，這不僅對自身是一種傷害，對社會公眾也存在潛在的威脅。”李玫瑾告訴記者，在國外，犯罪嫌疑人一旦被認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后，由政府強制醫療。一般聘請3名專家和2名醫生，全程跟蹤治療，直到評定恢復后，才能出院。這就讓很多犯罪嫌疑人望而卻步，寧肯坐幾年牢。

　　鑒定次數啟動條件不明現有規定急需補充完善

　　事實上，近些年來，隨著惡性案件的增多，人們對司法鑒定投來了越來越多關注的目光。

　　“人們之所以關注司法精神病鑒定這個問題，根本原因在于法治文明的進步。”劉建芳認為，司法機關應嚴格依照法律，全面審慎地考察具體案情，作出是否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的決定，做到既要嚴厲打擊犯罪，又要積極保障人權。

　　“司法鑒定究竟可以做幾次？多次鑒定的結論應該如何審查判斷？”李玫瑾告訴記者，現有的法律對此都沒有具體明確的規定，目前，只能靠法官來自由裁量。

　　李貴方也對記者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什么人必須做司法鑒定？什么人不需要做司法鑒定？司法機關如果駁回當事人提出的鑒定申請，當事人應該如何尋求救濟？這些問題，法律都應該有一套具體明確的操作程序。

　　對于熊振林這起個案，李玫瑾認為，熊振林精神正常，具有刑事責任能力。

　　她分析說，熊振林案與邱興華案非常類似。其實施作案帶有明顯的策劃性，事發前半個月，他就開始預謀作案，打聽能否轉讓廢品回收站，并暗中磨快了斧頭和魚叉，陸續取出存款。此外，熊振林犯罪具有非常明確的指向性，殺害了與其有糾葛的朱某等人，并打算再殺不與其復婚的前妻。

　　“由此可以看出，熊振林對自己的行為是有控制能力的，精神上是有辨知能力的，具有刑事責任能力。”李玫瑾表示，當然，有關部門能夠對熊振林進行司法鑒定更好，有助于公開、公平、公正地審理此案。(本報記者 徐偉 趙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