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08年為應對物價飆漲而向19.9萬名困難戶籍市民發放千元 “紅包”后,2009年,東莞市財政將向人均純收入不足4700元的困難村的戶籍人口發放總額為2.3億元的 “利市”。(1月10日《廣州日報》)

　　以公共財政使用現狀衡量,這當然是大好事,體現了政府的民生情懷,然而,如果以更好的公共財政使用理想來衡量,不能不說,東莞市依然沒有做到最好,依然可以,也應該做得更好。

　　我們對于公共財政在使用環節上所抱有的理想,不過是盡公共財政之力用之于民生罷了。

　　而“紅包”云者、“利市”云者,顧名思義,都包含有巨大的不確定性,去年發,今年發,明年就未必發,便是發也不知道具體會發多少。不唯在中國內地,在其他國家或地區亦然。被國內媒體報道在去年發了“紅包”、“利市”的地區,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如新加坡等,今年就不見得會繼續發“紅包”。

　　那么,中國內地一些地區發 “紅包”、“利市”與其他國家與地區的發放“紅包”、“利市”有什么不同呢?

　　區別在于,后者已經實現了盡公共財政之力用之于民生,一是民生支出為公共財政使用的主要方向,相關社會保障標準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宜;二是為保持經濟活力,盡可能控制公共財政收入,維持了很低的綜合稅費比率,要么,是不確定因素,例如資源價格暴漲或者市道超乎尋常的景氣,導致在綜合稅費比率不高的同時實現了公共財政收入猛增,出現了財政盈余;要么,是更加嚴厲地杜絕了行政糜費,導致在公共財政收入不增加的同時實現了階段性財政盈余,當然,現實生活中,往往是兩者兼而有之,于是,可以發放“紅包”、“利市”進一步促進民生。

　　而東莞市、乃至其他地區的發放“紅包”、“利市”,都回避不開一重疑問:“紅包”、“利市”的來源是否具有正當性,即相關盈余是否來源于過高的綜合稅費比率?來源于政府對部分公共責任的主動放棄?來源于社會保障標準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很現實的疑問是,以東莞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和公共財政富裕程度,年人均純收入低于4700元的困難群體,為什么依然得不到制度性救助,而只能極其偶然地得到100至600元之間的、被分為四個檔次的“紅包”或“利市”呢?

　　中國內地的社會保障水平,著實是遠遠落后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

　　東莞市也好,其他地區也好,在現階段,發不發“紅包”、“利市”不要緊,要緊的是確立與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宜的社會保障標準,堅決杜絕行政糜費,盡公共財政之力制度性地扶助民生,同時減輕公共財政對高稅費比率的依賴,減輕社會負擔。

　　實事求是地說,以現行財政運行狀況,真正確立了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宜的社會保障標準的話,中國內地所有地區的公共財政都會異常艱難,非在特殊條件下,基本不可能發“紅包”、“利市”了,但有什么關系呢?社會所能夠給予困難群體的扶助、補貼,已經通過制度化的社會保障兌現了,困難群體沒有因此而利益受損,反而會因此引發越來越多的人思考:為什么,僅僅在確立、落實了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宜的社會保障標準之后,公共財政便如此困難了?由此引發越來越多的人的監督熱情,要求公共財政透明化,要求杜絕行政糜費,促進財政體制改革。實際上,在并非特殊的條件下,一個地區的公共財政居然年年有“紅包”、“利市”發,本來就是不正常的——或許正意味著稅費沉重,民不堪負。

　　許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