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9月起，江蘇省南京市檢察機關開始了為期半年的“查處城鎮(zhèn)拆遷領域職務犯罪專項行動”，截至目前已查處職務犯罪案件20余件。“城鎮(zhèn)拆遷工作中，一些干部利用職務之便實施犯罪行為，使國家利益蒙受重大損失，已成為基層干群關系緊張的新焦點。”南京市檢察院反貪局局長謝健說。

　　負責城鎮(zhèn)拆遷的國家工作人員的權力有多大?他們?nèi)绾螌嵤┞殑辗缸?我們又該如何預防此類犯罪的重復發(fā)生?記者力圖從南京市棲霞區(qū)拆遷辦原主任朱榮根人手，對上述問題進行剖析。

　　受賄就像領工資

　　1998年，34歲的朱榮根當上了南京市棲霞區(qū)馬群鎮(zhèn)副鎮(zhèn)長。三年后，他升任棲霞區(qū)拆遷辦主任。不管是作為分管城建的副鎮(zhèn)長，還是區(qū)拆遷辦主任，朱榮根都是一些人眼里的“財神”。想發(fā)財，就要敬“財神”。1999年上半年，朱榮根將修補一街道毀壞路面的工程交給了鄧某。鄧某為了表示感謝，送給朱榮根10萬元。

　　據(jù)查辦此案的南京市檢察院檢察官史志強介紹，這是朱榮根第一次受賄，從此以后，他一發(fā)不可收。檢察官還打比方說，朱榮根的受賄行為就像領工資一樣有規(guī)律。

　　原來，朱榮根每給他人一個工程，基本上都會相應地“領”到一筆錢。比如，他任區(qū)拆遷辦主任后，從2002年至2006年間，為南京一家土石方工程公司承攬拆除舊房的業(yè)務提供幫助，先后16次收受該公司經(jīng)理侯某的賄賂109萬元。其中，僅2002年，侯某就對他賄賂6次27萬元，這是他的“工資單”:2月至3月2萬元、4月至5月4萬元、6月至7月4萬元、8月4萬元、10月8萬元、年底5萬元。

　　據(jù)查，1999年上半年至2006年下半年，朱榮根像領工資一樣，45次收受鄧某等8人主動給予的財物共計人民幣385萬元、美元1萬元。

　　向行賄人要贓款“保管”利息

　　1997年，朱榮根通過某村支書高某的老婆認識了倪某。倪某是高某老婆的干姐妹，一來二去，朱榮根與倪某發(fā)展成情人關系。

　　2004年，朱榮根向倪某提出分手。倪某答應分手，但要求朱榮根給她買一套房子作為補償，朱榮根同意了。倪某獅子大開口，說自己看上了某樓盤一套80萬元的房子。可朱榮根手上只有20萬元現(xiàn)金，于是他想到了高某，向高某索要了60萬元。

　　為什么高某能這樣爽快地給他這么一大筆錢?一個原因是在一次拆遷工程中，朱榮根利用手中權力，在組織工人拆遷時，幫助高某拆除了本應由高某負責拆除的部分，給高某省了不少錢和事。另外一個原因，用朱榮根的話說就是:“我想他也許以后會找我?guī)褪裁疵Γ�因為我是區(qū)拆遷辦主任，我向他提出要贊助，他就很爽快地給了我錢。”

　　因為是拆遷辦主任，所以別人就會很爽快地給他錢。大學文化的朱榮根就是在這樣簡單邏輯的指引下，做著出租手中權力撈錢的生意。

　　后來，朱榮根又在拆遷高某所在村幼兒園及部分企業(yè)的廠房等工程中，為高某多劃撥了80萬元的補償款，而高某也知恩圖報，又送給朱榮根60萬元。朱榮根為了“錢生錢”，將100萬元受賄款委托給一名行賄人“保管”，并讓行賄人每年付15%的利息。

　　拆遷業(yè)務想給誰做就給誰做

　　有資料顯示，2005年至2008年8月，南京市檢察機關在拆遷領域查處職務犯罪案件22件29人，其中拆遷辦正、副主任有5人。而第一位落馬的拆遷辦主任是南京市拆遷辦原主任張金泰，他因以權謀房12套被法院以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一個拆遷辦主任，到底有多大的權力?從朱榮根這里就能得到一種解讀。下面是朱榮根接受審訊時與辦案檢察官的一段對話:

　　檢察官:那些人為什么給你錢?

　　朱榮根:因為房屋拆遷選用拆遷隊伍是我說了算，我把拆遷項目給誰做，誰就有錢賺，為了感謝我，他們就會給我錢。

　　檢察官:你們拆遷辦選擇拆遷隊伍要不要進行招投標?

　　朱榮根:當時政府沒有規(guī)定要招投標，我想給誰做就給誰做。

　　檢察官:拆房隊伍是否需要資質(zhì)?

　　朱榮根:資質(zhì)要求不嚴，如果是拆遷集體土地就不要資質(zhì)，拆遷國有土地要有資質(zhì)。如果拆遷國有土地，我們拆遷辦辦拆遷許可證的時候就辦成江蘇某建筑公司，但實際上還是這幫人拆。

　　從中可以看出，拆遷項目不需要招投標，朱榮根想給誰做就給誰做;拆遷隊伍資質(zhì)不夠，拆遷辦就會替你辦個假冒的資質(zhì)證。難怪侯某要一次次給他送錢，也難怪高某那么爽快地給他“贊助”。

　　如果這還不足以證明拆遷辦主任的權力大小，再來看下面一件事———

　　2006年12月的一天上午，朱榮根到棲霞區(qū)某街道辦事處辦事，在該辦事處副主任仇某的辦公室里，收受仇某送給的5萬元。過了幾天，仇某又送他5萬元。

　　原來在南京地鐵二號線某車輛段拆遷時，該拆遷工程所在街道辦事處向朱榮根提出，補償費用能不能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朱榮根答應了。后來，撥付的補償款果然就按該街道辦事處的要求進行補償。街道辦很滿意，從補償款中拿出10萬元回報他。

　　拆遷補償款的撥付竟然這樣隨意，給多給少都是由拆遷辦主任說了算，這就難怪連街道辦也要給這位大權在握的拆遷辦主任好處費了。

　　前不久，南京市中級法院以受賄罪一審判處朱榮根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chǎn)100萬元。

　　反思

　　完善招投標制度預防拆遷領域腐敗

　　“拆遷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現(xiàn)象多，拆遷辦主任權力大，主要是當前拆遷工作不規(guī)范造成的。”東南大學政治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袁久紅認為。

　　南京一位多次作為監(jiān)督者參與拆遷工作的檢察官告訴記者，拆遷問題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拆遷成為某些地方領導的政績工程。二是暗箱操作，濫用職權。很多地方只是公開相關的拆遷政策規(guī)定，而不公開被拆遷者的具體拆遷事項，這就在客觀上使被拆遷人擔心自己的合理要求得不到解決，就想方設法地給有關人員送錢送物，而一些素質(zhì)不高的拆遷安置人員就大肆收受他們的錢財。三是徇私舞弊，謀取利益。有的拆遷人員為照顧關系戶，違背政策亂給補償。四是監(jiān)督機制的缺失為犯罪留下了方便之門。

　　“如果制度更加健全，在拆遷工作的發(fā)包、拆遷補償款的發(fā)放方面有完善的監(jiān)督制約機制，朱榮根也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擔任朱榮根案公訴人的南京市檢察院檢察官余紅說。

　　如何進一步規(guī)范拆遷行為，最大限度地預防拆遷工作中職務犯罪現(xiàn)象的發(fā)生?“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完善拆遷工作的招投標制度。在拆遷計劃制定后，必須進行長時期公示，由哪一個企業(yè)來具體承擔拆遷任務，必須進行招投標。”袁久紅說。同時，他認為，被拆遷房屋的價格必須由中立的價格評估事務所進行市場化評估。此外，要建立被拆遷人的抗辯機制，讓他們有說話的機會和渠道。是否應該拆遷，補償多少，補償步驟是什么，不能由拆遷方一方說了算。“如果被拆遷人沒有途徑表達自己異議的場合，行賄受賄就在所難免。要建立合理的抗辯機制，政府必須廣開言路，新聞媒體能夠及時介入相關事件進行報道，在裁定是否強制拆遷時法院保持中立性等，都是至關重要的。”袁久紅說。(崔潔　肖水金 雒呈瑞）